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在我国，家有谱，方有志，国有史，构成了宏伟的史籍。族谱是同宗共祖的血亲集团记载本宗族世系和事迹的历史图籍，是一种特殊的历史文化。

汉唐是族谱的发展期，命官以贤，诏爵以功，编修谱牒开始盛行。

族谱发展到宋化，迎来了成熟期。由于王朝实行凭才学取士，不矜门胄的政策，家谱的功能从"别选举、定婚姻、昭贵贱"转变为"尊祖、敬宗、收族",社会政治功能转变为伦理教化功能。科举制和上地私人占有制的确立,改变了家谱官修为主的方式,除皇家玉牒外,官府不再组织撰修谱牒,从而推动了私家修谱的盛行。一些士大夫抱着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使命感,为本族编写新族谱,意在树立榜样,起表率作用。

邹姓是一个古老的家族,记载邹姓历史的谱牒有悠久的历史。先秦时期,在记录天子和诸侯世系的牒记中,就留下了邹姓人物的踪迹。如"三邹子"之首的邹忌,乃邹氏十一世祖,以善谏和推行改革闻名于世,以致"凡游说之士,闻忌之名,无人敢人齐者"。他在当时的官谱中肯定有一席之地。这类"谱牒旧闻"后来成为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三邹子"世系、言行的重要依据。从西汉到南北朝,邹姓中的佼佼者也都录入了谱牒之中。在唐代,据邹谱专家的研究,邹氏祖先搜集先辈留下的官谱残篇、手记和传说,经过多代人的积累,编辑了邹氏源流世系,形成了邹谱的雏型。

邹谱的定型是在宋代。宋哲宗元二年(1087),哲宗颁修家谱诏没儿天,更部侍郎邹浩立即上表"俯陈家乘",胸有成竹地简要叙述了邹姓家史,其中包含着他对家谱的性质、内容、作用的见解。原来他在是年秋月就已阅读过山东、河南修的邹谱,并为之作序。

这篇序文十分重要,除论及修谱的重要性,同修总谱、分谱的必要性,族人须立"续修之志"之外,值得注意的有两点:其一,关于"修谱之法",他认为家谱不能只是"载坟墓,记里居",而应"当重任,如蚊刁负山",因此"既不克法苏谱之规,又不能效欧谱之模",而要兼取两体之长,"简捷并修";其二,关于人谱原则,他既坚持凡符合"孝弟忠信"之大伦,"并能举大纲,有大体"者,应"纪其行实,以立芳型",又明确主张要将"奸佞邪僻之流,及丧德败行之辈,载之以厉后昆"。当时,欧苏谱法正在流行,或法欧或仿苏,已成固定模式,而“隐恶扬善"也已成为修谱之定则惯例。邹浩却不迷信成规,敢于正言,不愧直言本色,对后世修谱颇有影响。

邹仲霖（1085一1117）邹馀四子。讳宣化,字均泰,号厚载。北宋元丰乙丑(1085)六月三十日丑时生,英年早逝，政和丁酉(1117)七月廿六日未时卒。北宋哲宗时任瑞昌主簿。他胸罗经史,腹蕴典故,联集宗支始修族谱,著有《统宗序文》后世子孙奉为鲁史。

仲霖公是宜黄崇九都中田人,北宋政和元年辛卯(1111)主修完成了《宜川邹氏宗谐》。此谱体从苏式,长幼皆尊,吊仿欧型,亲疏并重,并撰有详实的《谱序》,为后人考祖溯源留下了宝贵的资料。他所纂之《邹谱》,比邹浩主纂之《山东河南邹氏族谱》晚二十三年。邹谱又进行过多次重修,为达到"廓本培源,扶义翼教,使民各亲其亲,各长其长,而伦纪班班可考"的目的。这与宋代统治者重建宗法制度的目标是一致的。以满足族人"家乘所宜急焉"的需求。内容、形式已趋成熟的邹谱,引起了最高统治者和理学家的关注。

浩公为六十二世

仲霖公为六十三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