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曼烈士要是地下有知，真要心疼死了。”1982年，赵一曼的儿子在家中自缢身亡，同事们都很难过，一个家喻户晓烈士的儿子，竟然会选择这条路。 赵一曼，1905年出生于四川宜宾，原名李坤泰，家境殷实却心系革命。1923年，她考入宜宾女子中学，接触进步思想，迅速成长为热血青年。1926年，她加入中国共产党，改名赵一曼，投身革命洪流。1928年，她奉命前往湖北宜昌开展地下工作，与陈达邦结婚，生下儿子陈掖贤，小名宁儿。1930年，她将年仅两岁的儿子托付给大伯陈岳云，只身前往东北组织抗日斗争。 她担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第二团政治委员，带领战士与日军作战，英勇无畏。1936年，她在战斗中负伤被俘，面对酷刑坚贞不屈，最终在黑龙江珠河县牺牲，年仅31岁。她留下的遗书，字字深情，嘱咐儿子勿忘为国牺牲的母亲。陈掖贤幼年寄居武汉大伯家，生活清苦，缺少父母陪伴，性格逐渐变得内向孤僻。解放后，他得知母亲早已牺牲，悲痛万分，用钢笔在手臂上写下“赵一曼”三字，以表达对母亲的敬仰和思念。国家照顾烈士后代，安排他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学习，为他铺就了新的人生道路。 陈掖贤1955年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工业学院担任政治课教师，月薪69元，生活本该无忧。他却不善打理生活，衣衫不整，宿舍里烟头遍地，垃圾堆积。工资花得快，前半月大吃大喝，后半月借钱度日。国家为烈士后代发放抚恤金，他坚决推辞，认为接受金钱是对母亲牺牲的亵渎。1957年，他与学生陈友莲相识，步入婚姻，育有两女。婚姻初期，两人感情尚可，但陈掖贤不改孤僻本性，花钱大手大脚，家中常因经济拮据发生争执。 他不愿将工资交给妻子管理，也不愿沟通，夫妻关系逐渐恶化，最终离婚。他每月支付二十多元生活费给孩子，独自回到宿舍，继续过着杂乱无序的生活。学校为帮他，将工资涨到77元，并请好友袁宝珊代管财务。他起初听从安排，但很快故态复萌，依然入不敷出。 1960年，父亲陈达邦从法国归国探望，见他消瘦不堪，带他去餐厅吃饭。他吃着红烧狮子头，却突然放下筷子，泪流满面，似有心事。之后，他越发沉默，常独自喝酒，精神状态每况愈下。学校安排他就医，他却不配合治疗，渐渐与同事和孩子疏远。1982年8月，同事发现他多日未上班，推开宿舍门，见他已自缢身亡，屋内一片狼藉。 陈掖贤的离世让同事们震惊，烈士之子的悲剧结局令人唏嘘。他的两个女儿由前妻陈友莲抚养长大，生活低调，鲜有公开信息。陈友莲带着女儿离开北京，靠自己的工资养家，偶尔寄信提及孩子近况。陈达邦晚年定居国内，每每提起儿子，总是叹息连连，手中常握着赵一曼的遗书照片。 1986年，哈尔滨市将赵一曼故居改为纪念馆，展示她的手稿和遗物，吸引无数人前来缅怀。陈掖贤的女儿之一陈红，曾在1980年代回宜宾祭拜祖母，站在赵一曼雕像前，久久驻足。陈掖贤短暂的一生，未能实现母亲希望的幸福生活。他手臂上的“赵一曼”三字，寄托了对母亲的思念，却也成为他无法承受的沉重符号。他的悲剧，折射出烈士后代在特定时代面临的独特困境。童年缺爱、母亲牺牲的阴影、个人性格的局限，交织成他无法挣脱的命运枷锁。赵一曼为国捐躯，留下不朽的精神遗产，而陈掖贤的结局，却让人感叹造化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