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朝着悬崖全速前进，却无人手握方向盘。”近期在美国乔治城大学的一场公开对话中，“AI教父”杰弗里·辛顿（Geoffrey Hinton）面对美国政治家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满堂听众，道出对当前AI发展的担忧。

这场对话，与其说是关于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前沿探讨，不如说是为人类未来敲响的警钟。

当桑德斯提出那个许多人萦绕心头的问题——“历史上的技术革命都创造了新工作，AI 革命有何不同？”时，辛顿的回答直击要害：“这次截然不同，因为失业的人将无处可去。”

他的解释揭示了一个残酷现实：AI 是首个真正具有普遍替代性的技术。从农业革命到工业革命，再到信息时代，技术变革从未真正实现过对人类劳动力的全面替代。

“如果人工智能发展到和人类一样聪明，甚至更聪明，它们就能胜任你可能从事的任何工作。”辛顿特别指出，那些培训不多、薪水低微的工作，恰恰是AI最容易取代的目标——不是因为这些工作简单，而是因为AI在这些岗位上能做得更好、成本更低。

桑德斯则指出了问题的另一面：“世界上最富有的一批人——马斯克、贝索斯、扎克伯格等人，正在向AI投入数千亿美元的巨资。难道这些人会因为担心工薪阶层和低收入群体的生计而夜不能寐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辛顿无奈地补充：“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不理解凯恩斯经济学的基本道理：如果劳动者没有收入，谁来购买他们生产的商品呢？”

这一提问，道出了AI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当机器取代了所有工人，谁还会是产品的消费者？

在讨论AI智能水平时，辛顿提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比喻：“未来AI与人脑的差距，可能就像今天人脑与青蛙大脑的差距一样。”

他进一步用数据支撑这一观点：目前最先进的AI系统仅有约一万亿个连接，而人脑却拥有千亿亿个连接。但诡异的是，拥有更少“硬件”的AI却展现出超乎想象的能力。

“它们仅用了约百分之一于人脑的连接，知识量却已是人类的千百倍。”辛顿解释道，这得益于AI在数万亿词汇的数据上训练，而一个人一生的经验仅限于二十亿秒。

更令人不安的是，几乎所有专家都相信，“只要我们不因自我毁灭或大规模瘟疫而中断进程，AI终将变得比我们更聪明”。

辛顿强调：“在我们想清楚人类如何与一个远比自己聪明的物种共存之前，我们本不该如此草率地一路狂奔。”

当被问及十年后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时，辛顿给出了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回答：“预测十年后的未来非常困难。最好的办法是回顾十年前。”

他回忆道，十到十五年前，即使是像他这样坚信神经网络方法的AI研究者，也绝不相信十年内会出现能用于任何自然语言对话、并以专家水平回答所有问题的系统。

“变革已然发生。我认为这意味着，我们可以相当有把握地断定：十年后的世界，将远超我们的想象。”

对话转向了一个更贴近人心的话题——AI对人类情感的替代。桑德斯表达了他的深切忧虑：“我读到许多年轻人正越来越依赖AI来获取陪伴，这让我很不安。”

辛顿分享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实验：英国AI安全研究团队让参与者使用聊天机器人几周时间，实验结束时问他们是否想与聊天机器人告别。“几乎所有人都选择与它告别。”

辛顿指出，“这说明，人们并未将它视作一个工具，而是像对待另一个生命体一样与它互动。”

桑德斯对此深感不安：“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是因为我们有父母、有朋友，这些社会关系塑造了我们。如果我们的主要关系是与一个聊天机器人……在我看来，这对人类的影响将是极其深远的。”

这一担忧触及了人类身份认同的核心。如果我们最重要的情感联结不再指向同类，而是指向我们创造的“异类智能”，人类的集体意识和社会结构将发生何种变化？这个问题，连辛顿也无法回答。

针对教育界对AI影响学生批判性思维的担忧，辛顿提出了一个类比：“人们有时会用计算器来类比。多年前，当便携计算器问世时，人们惊呼这太糟糕了，孩子们将不再学习乘法表。”

但他认为，这不一定全是坏事。“你应该将‘人和AI’视为一个全新的共生系统。”辛顿建议，大学必须引导学生善用AI，而不是排斥它。

这一观点揭示了人机协作的新范式——问题不再是如何抵抗AI的入侵，而是如何在与AI的共生中找到新的平衡点，既利用AI的强大能力，又保留人类独特的思考能力。

人机共生：母性本能与理想主义

当被问及为何不倾尽所有资源开发一个强大的AI来解决所有问题时，辛顿提出了“母性本能”的概念。

“要想知道我们如何与远比自己聪明的存在共存，不妨看看自然界中，有哪个不够智能的系统能在更智能的系统的庇护下茁壮成长。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婴儿和母亲。母亲爱护婴儿胜过爱护自己，婴儿因此得以茁壮成长。我们需要的，就是拥有‘母性本能’的人工智能。”

虽然承认我们还不知道如何实现这一点，但辛顿认为这应该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如果我们能够实现一个旨在服务于全人类的政治体制，那将是伟大的。”

桑德斯则从政治角度回应了这一理想主义：“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本身是邪恶的吗？绝对不是。”

他举例说，一些大型工会已经在谈判中要求实行每周32小时工作制，这正是利用技术进步改善工人生活的例子。

“斗争的焦点不在于技术的好坏，而在于由谁掌控、为谁服务。”桑德斯强调，“在我看来，这才是根本问题。”

这场对话揭示了一个根本性转折点：AI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成为一个政治、经济、社会和哲学的全方位挑战。

在技术乐观主义与保守审慎之间，在私营企业的利润动机与公共福祉之间，在效率与公平之间，人类面临着艰难抉择。

辛顿的警告言犹在耳：“我们还想不清楚人类如何与一个远比自己聪明的物种共存，而我们本不该如此草率地一路狂奔。”

桑德斯则指出：AI的未来不取决于技术本身，而取决于权力与财富的分配，取决于我们能否建立一个为所有人而非仅少数人服务的治理体系。

当我们站在这个历史性岔路口，唯一确定的是：我们的选择，将决定人类的后代是生活在AI所带来的富足天堂，还是陷入前所未有的不平等与控制之中。

在这场AI革命中，人类需要的不仅仅是更聪明的算法，更是更深刻的智慧——那种能让我们与自己的创造物共存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