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夏天，毛泽东推掉了安排好的北京会议日程，临时改道去了青岛，他不是去度假，而是专程去看病中的儿子毛岸青。 父子俩已经多年没见，关系淡薄得像陌生人，但那次见面，一首词、一场梦，让多年压抑的情感突然爆发。 毛岸青当场哭得撕心裂肺，毛泽东眼圈也红了，这一幕后来被医护人员记下，流传至今。 事情还要从更早说起，1930年，毛岸青才七岁，他的母亲杨开慧因为拒绝同毛泽东脱离关系，被国民党秘密逮捕。 那年11月24日，在长沙识字班胡同刑场，她被枪决时才29岁，毛岸青亲眼目睹母亲被带走，三兄弟随后被关进看守所。 母亲走后，父亲又音讯全无，毛岸青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 后来，他被秘密送往上海，跟着党组织辗转到了苏联，在那里，他得以上学、生活，但心里那道伤口一直没合上。 1947年，毛岸青从苏联回国，身体状况每况愈下，精神焦虑，常常失眠，头疼得厉害。 据《毛泽东传》记载，他在苏联期间曾多次因抑郁住院，医生说是童年心理创伤太深，还有脑部受过外伤的后遗症。 那次受伤是在1931年，毛岸青偷偷在上海街头贴标语，被巡捕发现，一顿毒打下来，脑震荡，留下终身头疼的毛病。 从那以后，他时常情绪失控，1950年，他唯一的亲哥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上阵亡，更是让他彻底崩溃了。 1957年，毛岸青被送往青岛疗养，他每天靠服用镇静剂维持情绪，医生报告上写着：情况不稳定，需密切观察。 毛泽东看了报告，临时决定去青岛，他本是去杭州、上海视察工作，但得知岸青的情况后，决定改道。 据随行人员回忆，毛泽东原定只待三天，结果一留就是五天。 头两天父子话不多，毛岸青看起来有点拘谨，不敢多说话，第三天，情况突然变了。 那天，毛岸青跟父亲说了个梦，他说，自己很久没梦见母亲了，昨晚她终于来了，还让他练好字，好帮父亲抄文章。 他说着说着声音哽咽，说母亲在梦里穿着旧棉袄，眼神特别温柔。 毛泽东听着没说话，从书包里拿出一张稿纸，递给儿子。 那是他刚写的词《蝶恋花·答李淑一》，这首词原本是写给李淑一的，纪念她牺牲的丈夫柳直荀。 但词中那句“我失骄杨君失柳”，说的其实是杨开慧。 毛岸青接过来，读到那句“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眼泪一下子掉下来。 他从小到大，没多少机会和父亲这么近距离接触，读着读着，他再也控制不住，嚎啕大哭。 病房里的护士吓了一跳，连忙叫医生，毛泽东坐在床边，眼圈也红了。 这个场景后来被《毛泽东最后岁月》的撰稿人写进书里，说那一次，是毛岸青情绪最彻底的释放。 他哭了很久，最后抱着那张词稿睡着了，医生说，那次之后他情况好转不少。 毛泽东住在青岛的那几天，和儿子聊了很多，他不再是政治领袖的样子，而是一个老人，一个父亲。 他给岸青讲母亲当年的故事，说她在长沙监狱里写下“死不足惜，惟愿吾夫革命早成”时，脸色都不变一下。 毛岸青听得入神，还把那首词一笔一划抄在日记本上，他说母亲曾经教过他写字，后来因为病情，一直写不好，毛泽东没说话，只点点头。 第二天清晨，他让人把纸笔拿来，又把那首词誊写一遍，字迹遒劲。 他把写好的词交给岸青，说：“你以后自己再抄一遍，写好字，再写她的事。”毛岸青抱着词纸发呆，嘴里念着词句。 那首词后来成为毛岸青精神恢复的转折点。 1958年，他的医疗报告显示状态稳定，基本康复，他开始接手一些翻译任务，还主持了《共产党宣言》俄文版的校译工作。 三年后，经毛泽东安排，他和邵华结婚，邵华是军人家庭出身，性格开朗。 婚后她常鼓励毛岸青外出，参加一些学术和翻译工作。 据邵华在回忆录中提到，岸青常念那首《蝶恋花》，说是“爸爸写给妈妈的”，还说“那天哭完了，头就不那么疼了”。 毛泽东从青岛回京后，写信给岸青，后来十几年，两人通信超过200封。 信里不谈政事，聊的是身体、家庭、字写得怎么样。 1963年，毛泽东写信说：“岸青，你母亲若在，定会为你骄傲。” 1976年，毛泽东病重时，留下遗言：岸青不许参加葬礼，怕他太伤心，这个决定看似冷淡，实则是出于保护。 那一年的青岛相见，是父子间最深的一次交流，没有训导，没有政治话，只有一首词，一段回忆，一场梦和一场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