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4岁科学家飞赴瑞士安乐死,药物注射后他突然说了一句话 2018年5月10
104岁科学家飞赴瑞士安乐死,药物注射后他突然说了一句话2018年5月10日,瑞士巴塞尔的一间病房里,空气粘稠得几乎要凝固,房间里流淌着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旋律,这是病床上那位老人亲自点的“送行曲”周围围坐着医生、护士,还有从地球另一端赶来的亲友,每个人的神色都肃穆到了极点。有人甚至已经开始在眼眶里蓄泪,这是一场被精心设计的死亡,血管里正流淌着致死剂量的戊巴比妥钠,按照医学流程,几分钟内,心脏就将停止跳动,就在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等待那个神圣而悲伤的终点时,老人突然睁开了眼。他并没有交代遗言,也没有流露恐惧,而是用一种近乎抱怨的英式幽默,对着正在滴注的药剂吐槽了一句:“Thisistakinganawfullylongtime!”(这玩意儿生效也太慢了!)原本死寂的房间瞬间破功,哭笑不得的声音在大伙儿嗓子眼里打转。这根本不是一场凄凄惨惨的葬礼,而是一位104岁的顶级科学家,对他人生最后一个实验项目的“差评”他是大卫·古德尔如果这一天他没有躺在这里,他应该正坐在电脑前审阅最新的植物学论文。很多人把“安乐死”理解为厌世,但古德尔显然不是,看看他的履历表:拥有3个博士学位,发表过100多篇论文,拿到过澳大利亚勋章,直到100岁,他还在坚持工作,被学界称为“不退休的头脑”。对于这样一个习惯了掌控数据、掌控逻辑、掌控环境的硬核科学家来说,生命中最大的侮辱不是死亡,而是失控,失控是从2016年开始的,那一年他102岁,供职的大学试图收回他的办公室,理由是出于安全考量。虽然最后保留了一个无薪职位,但这种被视为“过期资产”的感觉,大概就是社会性死亡的前奏,真正压垮骆驼的稻草,发生在2018年初,他在自己家中跌倒了,这在老年生活中并不罕见,可怕的是,因为独居,他在地板上整整躺了两天两夜。试想一下,一个曾经用脚步丈量生态系统的学者,像个损坏的物件一样瘫在地上,甚至无法爬向电话机,那48小时的地狱体验,让他完成了一次冷酷的理性计算:身体机能的折旧率已经跌破了底线,继续维持运转,是一笔负资产的买卖。但这事儿在当时的澳大利亚办不到,法律规定得很死板:只有仅剩半年寿命的末期病患,才有资格申请安乐死,古德尔面对着一个巨大的荒诞悖论:他不够病,也不够痛,他只是单纯地、不可逆转地老了,因为身体还算“硬朗”,法律反而剥夺了他体面退场的权利。于是,这位104岁的老人被迫当了一回“流亡者”。2018年5月2日,他拖着那副不再听使唤的躯壳,从澳大利亚珀斯机场出发,这不是旅行,这是一次悲壮的迁徙,他的目的地是瑞士,当时地球上唯一允许外国人进行辅助自杀的国家,先飞法国波尔多探亲,再转车去瑞士巴塞尔。你可以想象这趟横跨半个地球的折腾对一位百岁老人意味着什么,他用这张昂贵的单程票,把一个关于“身体主权”的尖锐问题,狠狠甩在了现代法律体系的脸上,到了瑞士,古德尔反而松弛了下来,他甚至把这场死亡变成了一次行为艺术。5月9日,也就是“预定关机”的前一天,他竟然召开了一场国际记者会,面对长枪短炮,他穿着印有“AgingDisgracefully”(老得不体面)字样的套头衫,当众哼唱起了《欢乐颂》他对记者说:“我不后悔,我很快乐”。那种松弛感,让人觉得他不是去赴死,而是要去度一个长假,当天晚上的“最后的晚餐”他彻底放飞了自我,去他的健康饮食标准,他点了高热量的炸鱼、薯条,配上一块起司蛋糕,在那一刻,卡路里和胆固醇都失去了威慑力,剩下的只有碳水化合物带来的纯粹快乐。5月10日上午11点40分,程序启动,瑞士的医生非常严谨,反复确认他的姓名、出生日期,以及是否清楚后果,古德尔回答得像在做学术答辩一样清晰:“我的心跳将会停止”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展现对细节的掌控。本来程序要求他亲手转动输液开关,但他的手已经无力完成这个精细动作,于是方案改为按下一个特制的按钮,在这个时刻,他没有犹豫,干脆利落地按了下去,紧接着,就是文章开头那一幕,伴随着贝多芬激昂的乐章,他嫌弃死神迟到了。两分钟后,医生宣告大卫·古德尔死亡,房间里的人们笑着擦干了眼泪,这大概是世界上最酷的一种告别方式:直到最后一秒,他依然保持着那个刻薄、幽默、清醒的自我,他没有被死亡带走,他只是不想玩了,主动按下了退出键。正如他在记者会上说的那样:“人过了五六十岁,就该有权决定何时离去”那一刻,巴塞尔的阳光很好,古德尔赢了。信息来源:界面新闻——澳洲104岁科学家赴瑞士安乐死:“活这么久我很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