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7月15日，北京飞往德国法兰克福的国际航班上，一个中央领导干部执意调换了自己的座位，把靠窗、安稳的位置让给了身体虚弱的老伴。 这一幕，让机组人员犯了难，也引起不少乘客侧目，劝他不听，说那不是安全问题，是感情问题。 他说：“我不换，我老婆待会儿吐得人仰马翻！”这人不是别人，是大将罗瑞卿。 飞机上的事，是临行前几天才定下的，中央批准他去德国换人工关节，安排的是海德堡大学附属医院。 这边医院同意动手术，但得本人签字，而且身体得撑得住。 罗瑞卿右腿早在1966年就截了，那次他从三楼跳下来，摔得粉碎，左腿一直带伤，这些年靠义肢、拐杖和轮椅勉强行走。 那会儿已是1978年夏天，距他重新开始工作不过一年，腿一到阴雨天就发疼。 郝治平是他坚持要带的，她刚做完肺叶切除手术，身体也差，医生不建议她出远门，劝她留在北京。 她不肯，说人都走了几十年了，这点路还跟不了？两人互相扶着走进登机口，谁也没提多余的话。 随行的还有总医院骨科专家卢世璧，负责诊断术前术后，还有翻译和秘书几位。 飞机飞了一半，郝治平突然反胃，头也晕，脸色发白，她以前化疗留下毛病，胃肠反应特别敏感。 一遇到气压变化、空中颠簸，身体就受不了，原本她靠近过道，方便照顾罗瑞卿，也便于上洗手间，没想到这地方正对风口，又晃得厉害，她强撑了一会儿，还是吐了。 罗瑞卿急了，喊来乘务员说：“我和她换吧。”乘务员一听，忙摇头，那排靠窗的是安全出口位，是专门预留给中央干部的，她小声说：“您坐着方便些。飞机上有规定。” 他摆摆手说：“我不方便没关系，她晕机，我要照应她。” 旁边人也劝，说老首长您的义肢需要空间，别太辛苦了，罗瑞卿一点没犹豫：“她要是再吐就麻烦了，换个地方，她能舒服点，我也踏实。” 说着站起来，抓住座椅一边支撑着自己，把座位和行李一起换了，秘书赶紧过去扶，翻译忙着调位置，最后机组拗不过他，只好默许。 换过去之后，郝治平靠窗坐了，一下子安稳许多，那一头罗瑞卿就没那么舒服了。 背朝飞行方向，身体时常被惯性带着往前倾，他义肢那条腿不听使唤，只能一只手抓着扶手，另一只手拽住腰带，整个人几乎像绑着一样坐着，飞行快九个小时，他就僵了九个小时。 卢世璧在他后面看得明白，他说，首长平常不爱说这些事，身子再怎么难受也不出声，但那天落地后，他脸色铁青，满头汗。 回旅馆后才松口说：“还好她没再吐。”就这句话，旁人听着只当简单，可翻译事后说，那一夜他左腿开始肿，痛得几乎整晚没睡。 两人一路到了海德堡，医生查体那天就有些犹豫，说患者年纪偏大、血压高，尤其是心脏负担重，建议观察几天再决定。 卢世璧解释说：“他等这手术好多年了，不做，以后连路都走不了了。” 罗瑞卿不吭声，回去后让秘书帮他写遗书，信纸上他写：“若不治，我先走；若治不好，你莫悲伤。”字不多，却一笔一划写得慢。落款是“瑞卿”。 术前那晚，郝治平去病房给他喂药，他说：“你先睡，我看看书。”她不放心，说：“我在这坐一会儿。”一坐就是两小时。护士进来查房，她还在那靠着椅子打盹。 第二天清晨，手术如期进行，术中情况一度稳定，但术后罗瑞卿突发心肌梗塞，抢救无效，医院发电报通知中方人员。 郝治平赶到时，人已经躺着一动不动，她抱着遗体，一句话也说不出，医生说，他最后反复叫着“治平”的名字。那是他走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回国后，中央为他举行了追悼会，邓小平亲自到场，说了一句：“老罗最后的牵挂，是家里。”这话没人再多问，大家都懂。 1995年，罗瑞卿纪念馆落成，展馆角落里有辆老旧轮椅，靠背刻着字：“1978年7月18日赴德，换座护妻。” 一旁展板上写：“他用轮椅丈量革命，用换座诠释深情。”走近点还能看到轮胎边上有一道旧划痕，说是那年他在机场转身不便，撞在了铁栏上。 郝治平晚年偶尔回忆那趟德国行，说得最多的是飞机上那一幕。 她说：“其实我那会儿都晕糊了，睁眼一看，他坐那边，一动不动，好像绑在椅子上似的。”她顿了顿，又说：“我就想着，他这人凶归凶，对我是真好。” 后来子女整理遗物时，在罗瑞卿那本旧笔记里找到一行小字：“治平陪我去德国，我命薄些，她命要长些。”没有落款，也没写时间，纸页发黄，墨水模糊，像是很多年前就写好的。 这种故事，外人听着也许就是一件小事，可对熟人来说，那就是几十年感情的缩影，一个换座的动作，换来的是安心，是陪伴，是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