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在1989年，作家浩然在一篇创作谈中回顾自己三十余年的文学创作历程时，用朴实

后来在1989年，作家浩然在一篇创作谈中回顾自己三十余年的文学创作历程时，用朴实而坚定的语言概括了自己的创作立场。这位从50年代中期开始发表小说的作家坦言，贯穿他全部作品的核心态度始终如一：对于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推动时代进步的人与事，他从不吝啬笔墨热情讴歌；而对于那些阻碍社会发展的消极现象，他也毫不留情地予以揭露。这种鲜明的创作取向，构成了浩然文学世界最显著的特征。 关于浩然作品中"暴露"的成分，文学评论界至今仍存在不同见解。但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他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热忱歌颂确实贯穿了创作始终。翻开浩然五六十年代的短篇小说集，扑面而来的是那个特殊年代特有的时代气息。这些作品犹如一面镜子，生动映照出合作化运动给中国农村带来的深刻变革。在浩然的笔下，被革命唤醒的新农村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人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传统的人际关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浩然塑造的人物群像丰富多彩，既有朝气蓬勃的青年一代，也有焕发新生的老一辈农民。《一匹瘦红马》中的焦贵精心照料集体的牲口，《老来红》里的邓老头不甘心在家享清福，《春蚕结茧》中的"姑娘尖儿"兰芬展现了农村青年的干劲，《新媳妇》里的边慧荣勇敢破除陈规陋习。这些人物虽然性格各异，但都闪耀着那个时代特有的精神光芒——纯朴、乐观、积极向上。 在《苹果要熟了》中，高中毕业生培红立志为集体果园奉献青春；《车轮飞转》里的李竹芳白手起家办起修配组；《珍珠》中的主人公吃苦耐劳、敢想敢干；《监察主任》白桂花为集体利益大义灭亲。通过这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浩然不仅记录了中国农村的深刻变革，更讴歌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有的时代精神。 在长篇小说创作领域，浩然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堪称农业合作化题材的代表作。这两部作品通过塑造萧长春、高大泉等典型人物形象，展现了农村两条道路的激烈斗争。作者以饱满的热情描绘了新生事物的成长历程，用文学的方式向读者阐明：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真正的幸福生活。这些作品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广泛影响，也成为后人了解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重要文本。 浩然的创作始终保持着与时代同频共振的鲜明特色。他的作品就像一台精密的记录仪，忠实地捕捉着中国农村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每一个重要瞬间。无论是短篇小说的精炼刻画，还是长篇巨制的宏大叙事，都浸透着作家对新时代、新人物的深厚感情。这种创作取向既源于作家个人的艺术追求，也与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氛围密不可分。 值得注意的是，浩然笔下的农村世界并非简单的歌功颂德。在热情讴歌的同时，他也敏锐地捕捉到变革过程中的种种矛盾和问题。比如在《艳阳天》中，作者没有回避合作化运动中存在的阻力，而是通过生动的故事情节，展现了新旧思想交锋的复杂过程。这种创作态度使他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简单的宣传功能，具有了更为丰富的文学内涵。 进入新时期后，浩然的创作笔触依然保持着鲜明的歌颂基调，但笔下的人物和故事已悄然发生着变化。在短篇小说《道口》中，那对看似普通的护林员老夫妇，以他们特有的生活智慧，将一个自行车盗窃犯绳之以法。这个看似简单的故事背后，是作家对普通百姓自觉维护社会秩序的责任感的深情礼赞。《青春的脚步》里的邓远峰则展现了另一种人生轨迹——十七岁投身革命，晚年又放弃城市安逸生活，主动请缨到边远山区主持开山引水工程。这个人物身上延续着浩然一贯钟爱的精神特质：革命者永葆青春的热忱与担当。 《苍生》的创作标志着浩然对新时期农村变革的深刻思考。这部以田成业一家命运为主线的小说，通过田家老二保根这个叛逆青年的形象，折射出改革开放初期农村青年的精神觉醒。保根不愿重蹈父兄的覆辙，他坚信"天底下是空的，能走的路不是一条"，这种打破传统束缚的勇气，正是时代变革在年轻一代身上的生动体现。浩然以长辈的慈爱目光注视着这个"满肚子鬼花招儿"的年轻人，在他身上看到了农村新生的希望。保根的形象之所以打动人心，正因为他既保留了农民的质朴本色，又具备了开拓创新的时代精神，这种矛盾统一恰恰体现了社会转型期特有的精神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