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候，云南的矿冶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明初至成化年间，开矿以官营为主，以畏军和罪犯为开采者，明成化以后，历史进入了明朝中叶，由于内地对金属产品的大量需求，特别是对白银的大量需求，刺激了对矿业的开发。 其突出的变化是以招募义夫为开采者的民营矿业的兴起，义夫受硐头雇佣和使用，在云南形成了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新的生产关系;这一时期，云南矿业之广、产量之高、生产规模之大远过元朝。 有大理、新兴、祥云、南安等23处产银区，所产的银在明英宗天顺四年(1460年)“合八省所生，不敌云南之半"因为全国银课总额18万余两当中仅云南即达十余万两，超过元代天历元年最多一年(约3万6千多两)时的近二倍。 此外，以路南、东川、洛刺等19处的铜产品成为明中叶以后封建政府(包括前清)铸钱的主要材料供应地;以金沙江、丽江府、永平县等地为主要的金矿产区黄金成为了云南的主要进贡品，嘉靖13年云南每年上贡中央王朝2000两，万历22年达每年5000两。 而临安、大理、楚雄的锡，洛刺等14处的铅产量都很巨大。至于清代，矿冶业在云南又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在铜矿业方面，由于清政府“银钱并用”货币制度的影响，铜料成为清政府制钱的原料，所以拥有长期、稳定的国内需求市场。 再加上清政府“改土归流”政策的成功，清康熙21年政府实行“听民开采”的政策，大量移民涌入云南，为铜的开采提供了稳定的人力资源，而清政府为确保铜料的供应，每年专拨百万巨资作为欲放公本以支持铜的采、冶、运各生产流通环节，使云南的铜矿获得了最积极的开发。 乾隆三年，户部规定每年须运送京师正铜5740000斤，交耗铜每百斤8斤，余铜每百斤3斤，云南每年实运京师的铜达6331444斤，此外，又供应川、黔等10个省每年铜料200~300万斤，云南自己再需要100~300万斤总计年产量1000万斤左右。 乾隆28、29年则达1400万斤这一时期，在银矿业方面，较有名的银厂有19处之多，如位于中缅边界的波龙银厂有劳工4万人左右，平均每人每年开采白银30~40两，劳工每年带回内地家乡的又有约100余万两;而位于沧源班老西南的茂隆银厂是当时最大的优质银矿。 矿工不少于3万人，年产银30万两左右，现在也还剩留125万多吨矿渣:位于沧源北部的暮乃银厂冶炼炉有360余座，每天每座产银80两，矿工20多万人;此外，双百石羊银厂、东川棉花地银厂、会泽金牛银厂、云龙百羊银厂等规模都较大。 在金矿业方面，这一时期经常生产的有开化的麻姑金厂、中甸的麻康金厂、和庆的金沙江金厂、腾冲的黄草坝金厂等。铅的开采冶炼因用以做炮弹头及战争所需，发展得很快，主要以罗平、建水、丽江、寻甸、禄丰为开采冶炼地。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云南的铜银业相当兴旺发达并成为云南省的重要产业和全国的主要产地，其它矿业亦不逊色。 再次，从商业经济方面考察，在早期的古滇国，由于剩余产品的出现，商品交换随之出现了，其交换方式是以贝币为媒介的近地交易与远土贸易两种方式为主:近地交易是人们乘祭祀活动的机，会定期集市，"坐而待沽”，交换的产品有农副物品及手丁制品。 远土贸易首先在滇蜀之间进行，然后云南与豫南、百越、交趾、日南、缅甸、印度之间贸易往来频繁，云南的牛马、僮仆、丝织品交换回来大量的铁器、铜钱、料珠玻璃制品等物品。 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和隋唐时代，云南的商品经济继续得到发展，到了大理国时期，与内地和海外的通商更趋繁忙，大理国前期人们通过著名的西川道、后期则通过邕州道以马匹为主换取中原地区的锦缎、瓷器、药品及汉文书籍，又换回安南的海盐，印度、越南的海贝及檀香、药物、槟榔等物品。 到了元代，由于得到元地方政府的重视，商业经济得到了相当的发展，征簿税、筑驿馆，定期集市的各种街子因而遍及城乡各地，人们有以生肖做为街区的、有以5天或10天为一街的、有分男子设市的如金齿地区“旦夕女为市，日中男子为市”。 在大理人们“午前聚集傍午结束”，更多的人用贝币做为交换的媒介，以大理马与印度的商人相交换成为极盛的贸易，许多工商业市镇，如中靖因而兴盛起来逐渐成为全省的经济、政治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