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元年，正月，进京为康熙吊丧的蒙古活佛丹巴罗桑丹贝坚赞在京城圆寂，这事对新皇帝雍来说，可是很棘手。89岁的老活佛在康熙二十七年，力排众议带着喀尔喀三部数十万人归顺清朝，与康熙感情深厚，现在老活佛在京城圆寂了，后事如果处理不好，那是要影响满蒙团结的。 身份够贵重；他还是康熙皇子里唯一的蒙古女婿，娶了蒙古乌尔锦噶喇普郡王的女儿，跟活佛算“半个老乡”。 蒙古使者急得跳脚——活佛遗体久置不葬，在蒙古文化里是大不敬。雍正等的就是这一刻。他不直接动手，反把难题抛给总理事务大臣老八胤禩：“你管蒙古事务，你看着办！” 雍正还顺手抬高了章嘉活佛的地位，把哲布尊丹巴从“蒙古最高活佛”降为“地方活佛”，用宗教制衡术拆解蒙古贵族的凝聚力。 这场葬礼背后藏着三重算计：用活佛哀荣安抚蒙古人心；用建寺工程流放政敌；用转世制度给蒙古神权套上笼头。 直到1924年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去世后转世制度废止，这场始于雍正元年的政治棋局才真正收场。 清廷对藏传佛教的掌控在乾隆朝达到巅峰，1791年击退尼泊尔入侵后，乾隆写了《喇嘛说》，直接推出“金瓶掣签”制度：达赖、班禅转世候选名字放金瓶里抽签决定，中央掌握最终否决权。 他还总结元朝教训，明令对煽动叛乱的喇嘛“即正以法”，直言“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保护黄教不为信仰，只为统治蒙古。 康熙年间就有教训：五世达赖，派去劝和准噶尔的大喇嘛，反被西藏摄政桑结嘉措指使去支持叛乱。清军获胜后，康熙毫不犹豫地把两个喇嘛押解北京，一个囚禁一个处死。 雍正自己更狠，青海叛乱时寺院僧众参与造反，他直接派兵镇压，事后严令“寺庙不得过二百间，喇嘛多者三百人”，百姓粮食交地方官分配，切断寺院经济命脉。 满蒙联姻是另一条暗线，雍正朝38年间，清皇室与蒙古王公联姻67次，打造出“每旗必有一额驸”的格局。 皇家姻亲垄断了北疆要职：定边左副将军在1730年代几乎全由固伦额驸策凌父子包揽；库伦办事大臣154年任期里，74%时间由土谢图汗部的皇家女婿们把持。 这些驸马爷成了清廷的“边疆传感器”，既要执行《蒙古律例》把“杀人偿命”等中原法理植入草原，又要盯着哲布尊丹巴活佛动向，随时掐灭分裂火苗。 雍正这套组合拳藏着冷酷逻辑：蒙古信佛，就通过控制活佛来约束蒙古；贵族恋权，就用联姻把他们绑上皇权战车；政敌威胁，就用边疆事务当软刀子隔离。 他在《大义觉迷录》里写“天下一统，华夷一家”，现实中却用制度把各族群切成互不粘连的薄片——蒙古归盟旗、西藏归驻藏大臣、西南归流官，全部直通紫禁城。这种“分而治之”的统治术，让88岁活佛的最后一程，成了帝国棋盘上的关键棋子。[中国赞] 信源： 《清实录》 《理藩院则例》 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藏《庆宁寺工程奏销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