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字东原，出生于安徽休宁一个布商家庭，家境贫寒，幼年丧父，母亲靠缝补衣物维持生计。他自幼聪颖，借来的经卷能倒背如流。十岁时，他在私塾研读《大学章句》，提出疑问令塾师惊叹。少年时，他拜学者江永为师，学习音韵、文字与历算，跟随老师观察星象、计算历法。二十岁完成《筹算》，二十四岁写成《考工记图注》，展现了对古代器物的深入研究。 1754年，戴震因故来到北京，结识钱大昕与纪昀，在茶肆中讨论经义，言辞犀利，很快名声鹊起。他加入秦蕙田幕府，参与编纂《五礼通考》，埋首于稿纸中。1762年，他乡试中举，但之后六次会试均未成功。1773年，他被推荐为《四库全书》纂修官，校对《水经注》等古籍，工作繁重。1775年，乾隆帝赐他同进士出身，任命为翰林院庶吉士。然而，繁重的工作压垮了他的身体，1777年，他病逝于北京寓所，享年五十三岁，手握未完书稿。 18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明代前辈相比，失去了许多关键特质。首先是昂扬的意气。明代士人如黄宗羲，相信自己能改变国家命运，敢于直言进谏。而清代士人变得谨慎，戴震在讨论中常避免尖锐话题，生怕触怒当权者。这种风气使士人失去了挑战权威的勇气。 其次是广泛的学术兴趣。明代士大夫涉猎经史、理学、甚至火器制造，徐光启曾亲自绘制器械图纸。而18世纪，士人专注于考据与科举，戴震的书案上只有音韵文字的典籍，鲜见实用技艺的书籍。这种学术视野的狭窄限制了创新。 再者是济世救民的情怀。明代士人以天下为己任，敢于冒风险直言。而清代士人多选择明哲保身，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中记录社会弊病，却未公之于众。这种社会担当的缺失，使士人难以回应时代需求。 最后是对义理的兴趣。明代学者如顾炎武热衷探讨天人关系，而清代士人更注重考据，戴震与友人的辩论多围绕文字细节，鲜有深入哲理的探讨。这种风气削弱了思想创新的土壤。 18世纪知识分子的精神退步，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西方在启蒙运动中推进科学与社会改革，而中国士人专注于古籍校勘，鲜有创新。戴震每日校对《四库全书》，试图正本清源，但未能为时代注入活力。19世纪，西方列强叩开中国大门，士人们手持经卷，却无应对之策，朝堂讨论停滞不前。 戴震晚年身体衰弱，仍坚持校书。1775年，他参加殿试，获赐同进士出身，但未及享受荣光便继续工作。1777年，他病逝于北京，手中握着未完书稿，享年五十三岁。他的学术遗产虽丰厚，却未能改变中国停滞的命运。这段历史提醒我们，知识分子的勇气与视野对一个国家的未来至关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