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一种说法认为伊朗是由阿塞拜疆教士集团统治波斯人的“小族临大国”模式，但这种观点与实际情况存在偏差。 伊朗的核心矛盾并非民族矛盾，而是宗教与世俗的冲突，这一点从伊朗的政治结构、民族构成和历史发展中可以得到验证。 伊朗的统治阶层并非以阿塞拜疆人为主。尽管阿塞拜疆族是伊朗第二大民族（约占25%），但波斯人仍占总人口的66%，是绝对的主体民族。 伊朗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虽然有阿塞拜疆血统（父亲是阿塞拜疆人，母亲是波斯人），但他的身份认同是伊朗人，且长期强调“伊朗人”的统一概念，弱化少数民族差异。 伊朗总统历来以波斯人居多，例如拉夫桑贾尼、哈塔米、鲁哈尼、莱希等均为波斯族，现任总统佩泽希齐扬虽为阿塞拜疆族，但这并不代表统治集团以阿塞拜疆人为主。 伊朗的民族政策和文化认同进一步削弱了民族矛盾。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官方文件中从未使用“少数民族”一词，而是将所有公民统称为“伊朗人”，并通过“大波斯主义”宣传强化国家认同。 霍梅尼出生于伊朗中部的马尔卡齐省，该地区并非阿塞拜疆人聚居区，而伊朗境内的阿塞拜疆人对波斯文化高度认同，与阿塞拜疆国在文化上已产生显著差异。 伊朗的阿塞拜疆人在语言、宗教（什叶派）和政治参与上与波斯人深度融合，并未形成独立的民族对立阵营。 伊朗的社会矛盾主要围绕宗教与世俗展开，而非民族冲突。 近年来伊朗的抗议活动，如2019年全国性示威和2022年女性头巾抗议，核心诉求均是反对宗教保守政策对个人自由的限制，而非波斯人反对阿塞拜疆统治。 这反映出伊朗的主要矛盾是阶级矛盾（教士集团与世俗民众），而非民族矛盾。 最后，所谓“阿塞拜疆教士集团”的说法忽视了伊朗政治体制的复杂性。 伊朗实行政教合一的“法基赫监护”制度，最高领袖的权力源于宗教权威，而非民族身份。哈梅内伊作为最高领袖，其统治基础是宗教合法性和对革命卫队、司法系统的掌控，而非单纯的民族背景。 伊朗的教士集团中波斯人占多数，且阿塞拜疆人进入领导层需通过宗教资格和政治忠诚的双重筛选，而非基于民族身份。 伊朗的统治阶层以波斯人为主，民族矛盾并非其核心问题。阿塞拜疆人在伊朗政治中的参与是多元民族国家的正常现象，而非“小族临大国”的统治模式。伊朗的问题本质上是宗教保守主义与世俗化进程的冲突，这一矛盾远大于民族差异带来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