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底的一天，刚退居二线的原国防部长，开国上将张爱萍，约刚刚上任的总参谋长迟浩田，谈起了军队经商的事情。 张爱萍出生在1910年的四川达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从小帮家里干农活，父亲虽读过几年书，但家境一般。他1925年进达县中学读书，积极搞学生运动，当上学生会副主席，参与当地抗税活动。次年加入共青团，1928年转为党员，开始地下工作。抗日时期，他在新四军第三师当副师长，带队在淮南打游击，多次挫败日伪进攻。解放战争中，他指挥部队打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立下功劳。新中国成立后，他当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创办海军学校，推动技术研究，还经常去船厂检查设备。1955年授上将军衔，后来任副总参谋长、国防科委主任、国防部长、中央军委委员。他大力发展国防科技，参与两弹一星工程，还喜欢写诗词，创办神剑文学社，展现多才多艺的一面。 迟浩田1929年生在山东招远一个农民家，1935年上村小学和师范，课余帮家里务农。1944年参军，当胶东军区中队文书，1946年入党。解放战争时，任连指导员，参加胶东保卫战和济南战役。朝鲜战争中，当志愿军团政委，指挥东线作战，多次击退敌军。新中国后，他毕业于军学院合成系，任济南军区政委、总参谋长、国防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1988年授上将军衔，他注重部队训练改革，在军区推实战演习，亲自查看士兵装备操作。这两个人，一个是老资格革命家，一个是后起之秀，都在军旅生涯中积累丰富经验，为后来处理军队问题打下基础。 张爱萍和迟浩田的这次谈话，焦点是军队经商带来的隐患。张爱萍强调，部队不能再搞商业，不是简单补经费的事儿，而是会影响军队战斗力和本质。他拿宋朝为例，赵匡胤为解决军费，让士兵经商，短期缓解了困难，但导致军纪松散，武备废弛，最终金兵南下，徽宗钦宗被俘，对军人那是莫大耻辱。迟浩田在济南军区时，就发现经商分散官兵精力，影响训练纪律，如果不解决，部队就偏离了人民军队的本色。这次交流，让迟浩田触动很大，他知道总参负责全军备战，必须把这些问题摆上台面。 1985年军委允许军队生产经营，本意是自筹资金，但实际运行中出现腐败、走私等问题，军内不少人开始反思。张爱萍退休前就反对经商，认为这是政府失职，会像饮鸩止渴一样害了军队。迟浩田上任后，结合自己观察，推动限制措施。谈话虽私下进行，但反映出高层对军队改革的共识，避免部队商业化带来的风险，确保专注打仗。这事儿接地气地说，就是提醒大家，军队是保家卫国的，别让生意冲淡了主业。 谈话后，迟浩田在工作中反复呼吁，军委逐步行动。1993年，下发文件，对军以下作战部队经商设限，要求立即停止，企业归口管理。部队开始关闭商店工厂，转移设备到地方。迟浩田检查执行，督促官兵回归训练。1998年7月，军委决定军队和武警全面停经商，企业脱钩移交。到年底，大部分企业完成脱钩，军队重回练兵备战轨道。2019年，又停一切有偿服务，彻底结束这类活动。这些措施源于张爱萍的提醒和迟浩田的推动，避免了宋朝教训重演。张爱萍2003年7月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生前还关注国防。迟浩田同年退休，继续关心军队建设，参加纪念活动。这个过程说明，军队改革需要高层智慧和坚持，接地气地说，就是一步步纠偏，让部队更纯洁更强。后续发展证明，这次谈话影响深远，推动军队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