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时任第67集团军参谋长的粟戎生（粟裕长子）率部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在老山前线，他竟将训练用的航模飞机装上照相机监测老山前线，这也是我军首次将无人机照相侦察用于实战。 1985年初，轮战任务交接，济南军区第67集团军接替南京军区第1军防务，进入老山地区。 这一带地形复杂，越军擅长利用反斜面构筑阵地，火力配系隐蔽，加之山体阻断视线，地面侦察部队屡屡受阻。 原本依赖的英制“辛柏林”炮侦雷达也在前线遭越军特工破坏，侦察体系近乎瘫痪。 当时 空军侦察资源极为紧张，整个年度仅能提供一次飞行支持，而且加上调度权并不掌握在前线部队手中，根本难以满足灵活、快速的战场需求。 面对这一困境，粟戎生意识到，不能再寄望于外部支援，必须依靠现有条件自我突破。 他想到曾在哈军工学习导弹自动控制的那段经历，也想到了训练场上被当作靶标使用的Ⅱ型航模靶机。 这种由西北工业大学设计、南京玉河机器厂制造的靶机，虽然原本只是用于高炮训练，但其结构轻巧，具备一定的航程和载重能力。 于是，一个大胆的设想在他脑中成形：能否将这个航模靶机加以改装，变成可用于战场侦察的“无人机”？ 3月10日，他抵达昆明的第二天，便召集技术骨干，确定改装方案，并划拨1.5万元专项经费，要求两个月内完成实战部署。 这一举动在当时是颇为激进，以“玩具”航模改造战场装备，不少人心存疑虑，但粟戎生态度坚决。他清楚，技术的突破往往源于对常规的挑战，而战场不等人。 改装工作由高炮团混编营负责，队长康同庆牵头，技术人员唐边防临时抽调，组成一支颇具“特战”色彩的“无人机别动队”。 他们先拆除了靶机原有的放靶装置，在机腹安装一台日本进口的理光CR-10相机。由于发动机震动剧烈，照片极易模糊，技术人员通过摩托车减震弹簧改装相机支架，有效解决了这一问题。 同时，为防止航拍数据落入敌手，还设计了自毁装置，在机身底部加装100克TNT炸药，并配套高度感应器，在坠毁前500米自动引爆。 为提升作战半径，团队还增加了副油箱，并采用火箭助推起飞、降落伞回收的方式，极大扩展了靶机原有性能。 最终，这架被重新定义的“无人机”，具备了15公里半径（实战中延伸至26公里）、270公里时速、1小时续航的能力。 10月12日，试飞在蒙自训练场进行。画面传回后，连战士肩章上的纽扣都能清晰可辨，所有人都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次技术成功，更可能是战术规则的重构。 11月15日，首战打响。无人机飞临越军405阵地，完整拍摄到反斜面布防情况及黄罗桥补给线。 三天后，根据航拍图像标注的坐标，我军炮兵精准打击，彻底炸毁桥梁，切断敌军补给。 紧接着，在“12.2”拔点作战中，步兵大功猛虎连依据无人机航拍图标注的地雷分布与敌火点，制定推进路线，最终以较小代价完成任务，歼敌155人。 更具挑战性的任务发生在1986年3月21日。一架无人机飞抵26公里外的者阴山纵深，捕捉到越军特殊通道活动迹象。七天后，边防部队实施伏击，俘获多名渗透特工。 整个轮战期间，无人机共飞行57架次，提供目标坐标2100多个，覆盖近400平方公里。 到任务交接时，第47集团军接收的航拍胶片上，反斜面目标误差已控制在3米以内。 这一成果不仅为前线提供了实打实的情报支持，也促使总部在1986年将该经验作为典范写入《炮兵侦察教范》，并对改装团队予以集体二等功表彰。而且它推动了我军侦察理念从人力依赖向技术依托的根本转变。 事实上，这次实践，甚至早于空军1986年起步的“无侦-5”无人机侦察行动。从某种意义上说，粟戎生和他的团队，用一次战地突围，开辟了中国陆军无人化侦察的先河。 这场变革的技术遗产也跨出了战场。1987年起，我军国产炮侦雷达开始增设“反斜面修正模块”，精度提升超过12%。 改装骨干王振华退役后创立民用无人机公司，将“超视距中继巡航”技术用于抗震救灾，延续着当年的创新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