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抗战中，18岁的赵梓山参加白刃战，他记得“拼刺刀，谁先动手谁先死”，一个头戴钢盔、腿上打着皮绑腿的鬼子向他冲来，赵梓山紧盯敌人眼睛，等待鬼子先刺。 那是1945年6月，山东王楼子村外，本该是农忙的时节，却成了血与火的战场。赵梓山所在的渤海军区八大队刚撤进村子，就被紧追上来的日军死死围住。 整整1200人的队伍，情况艰难得让人心头发紧，每人子弹袋里瘪瘪的，平均只有25发子弹和4枚手榴弹，新兵更是只有手榴弹攥在手里当主武器。反观鬼子那边，马车拉着成箱的弹药，轻重机枪架起来，子弹泼水般压得人几乎抬不起头。 一个才15岁的小战士，就在赵梓山右边倒下了。子弹击中了他的头部，鲜血瞬间染红了身旁焦黑的土墙，连一声呼喊都没来得及发出。 副班长红着眼扑过去，抓起小战士的枪，嘶吼着把日军刚扔过来、还冒着烟的手榴弹奋力甩了回去，嘴里喊着提醒战友：“鬼子的引信慢两秒！咱自己造的炸得快，得赶紧扔！” 退到王楼子村，已经是背水一战。赵梓山背靠着村东北角的土墙，耳朵里辨别着子弹飞过的声音：“啾啾”声擦着头顶过去，算是安全信号；可当“扑扑”的闷响砸在身前的泥土里，崩起的土星子打在脸上，那股寒意就直冲脑门，那是死神贴着脸皮划过的动静。 沉重的皮绑腿踩踏地面的闷响越来越近，压迫感扑面而来。没有犹豫，赵梓山和身边二十多个战友几乎同时“咔嗒”一声上了刺刀，迎着寒光就冲了上去。 金属猛烈撞击刮擦的声音刺得人耳膜生疼。钢盔下那张脸扭曲着，带着凶狠。就在对方挺刀突刺的瞬间，赵梓山绷紧全身力气，猛地向上挑开刺来的刀锋，手腕一翻，自己的刺刀狠狠扎进了敌人的胸膛。 那是一种难以形容的阻力，伴随着生命瞬间的消逝。他咬着牙，手腕用力一拧，才把刺刀拔了出来。不远处，大队长陆虎子胳膊上淌着血，左手几根指缝里硬是夹着四颗子弹，右手攥着老旧的“撅把子”手枪，一边点射一边破口大骂：“妈个×的，顶不住今天就得交代在这儿！” 在山东这片土地上，像王楼子村这样惨烈的白刃战绝非个例。刺刀见红的搏杀，铸就了许多血色的传奇。比如那位身高一米九的“常胜猛士”吕俊生，1938年在夏津战斗中，一人一枪，硬是拼掉了27个鬼子，刺刀尖上的血就没干过。 后来他带一个连，更是歼敌108人，自己只受了点轻伤。还有班长崔子久，1940年魏家堡伏击战，一口气捅翻了4名日军，最后一刀甚至卡在敌人的肋骨间，刀尖都弯成了钩子。他肩膀猛撞敌尸才拔出刀，转身又投入战斗。 仗打到后期，为什么八路军的白刃战反而越打越凶，越打越有底气？说到底，是练狠了，也把敌人看透了。战士们每天端着枪练突刺，至少八百次起步，尖子兵甚至超过千次。 葛庄战斗中，副排长侯英俊连续刺杀三名敌人，最后反手一刀，精准地捅穿了日军中队长岗田健的喉咙，战功卓著，当场就被提升为连长。反观鬼子那边，却是越打越不行了。精锐都被抽调到太平洋战场填窟窿，补充进来的多是学生兵和未成年的新兵。 商河城之战，日军队伍里甚至强征了理发匠这样的平民来充数。这些人哪有什么“武士道”精神？一接上火，投降的比谁都快。更讽刺的是，日本天皇都宣布投降五个月了，盘踞在博山的一股日军还在负隅顽抗。 直到1946年1月，八路军发动猛攻，连续六轮白刃冲锋，打得他们缩在工事里，眼睁睁看着伪军被全歼。最终，还是被八路军的刺刀逼出了老巢，彻底缴械。 王楼子村那场血战之后，赵梓山和幸存的战友们，靠着老乡们卸下的门板抬着伤员，拼死突围。西南方向的枪声响得如同爆豆一般密集，那是二排三十多位兄弟在佯攻诱敌，用自己的生命为战友撕开一条生路，他们再也没有回来。 天亮后清点人数，出发时1200人的八大队，能站着的只剩下不到400人。村子里，到处都是寻找亲人遗体的百姓，哀嚎声撕心裂肺。那位见汉奸就杀的狠人大队长陆虎子，后来也因为战场上的极端行为，被上级严厉管训。 赵梓山带着战斗留下的伤残转业回乡，常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能活着回来，就是天大的福气。”那些曾经在战场上闪耀寒光、嵌入敌人身体的刺刀，早已化作了岁月沉淀在他胸前勋章上的斑斑铁锈。 权威信源：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国共产党山东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22年。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