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82年，名妓严蕊被朱熹抓进大狱，狱卒扒掉了她的衣服，强迫她趴在冰冷的地砖上，用藤条反复抽打身体。朱熹逼严蕊承认与太守之间的不正当关系，谁知严蕊却死不认罪！ 公元1182年，当时的台州，有个官办的文艺工作者，叫严蕊，她的身份是“营妓”，跟我们现在理解的“妓”完全是两码事。她们是隶属官府的艺人，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主要工作是在官方宴会上表演节目，提升文化氛围，类似于现在的文工团演员，卖艺不卖身是基本原则。 严蕊在当时的台州，绝对是顶流。她不光长得漂亮，文采更是惊人。时任台州知府的唐仲友，是个文化人，很欣赏严蕊的才华。有一次桃花盛开，唐仲友办了个派对，让严蕊以桃花为题作词。 严蕊张口就来一首《如梦令》：“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与红红，别是东风情味。曾记，曾记，人在武陵微醉。” 这词写得一个字，绝！既有形，又有神，把桃花那种似是而非、独具风情的美写活了。唐仲友当场拍案叫绝，在场文人无不叹服。从此，知府和才女，成了诗词唱和的知己。 这本来是段文坛佳话，可在有心人眼里，就成了最好的“黑料”。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理学家——朱熹。 很多人对朱熹的印象，是“存天理，灭人欲”的圣人。但在真实的历史中，他也是个政治家，有自己的学术派系和政敌。不巧，唐仲友恰好就站在朱熹的对立面。当时浙江东部大旱，朱熹作为浙东常平茶盐公事，正好有了巡查地方的权力。他早就看唐仲友不顺眼了，连上六道奏折弹劾他，说他救灾不力，还说他跟官妓严蕊“往来不检点”。 命令一下，严蕊被抓进了大牢。那座监狱，阴暗、潮湿，是人间地狱。朱熹的党羽为了拿到“证据”，对这个手无寸铁的女子用尽了酷刑。 狱卒扒掉她的衣服，让她在寒冬腊月里趴在冰冷的地砖上。藤条沾了盐水，一鞭鞭抽下去，血肉模糊。他们反复问同一个问题：“说！你和唐仲友到底有没有私情？” 对一个古代女性来说，当众受辱比死还难受。只要她点一下头，说一句“有”，就能立刻解脱。她可以编造一个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甚至可以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为爱牺牲的悲情角色，换取同情和活路。 但严蕊，一个字都没说。 在被囚禁的两个月里，她遍体鳞伤，但眼神始终清亮。狱卒都觉得不可思议，一个风尘女子，哪来这么硬的骨头？他们不知道，严蕊守的不是唐仲友，也不是她自己，她守的是“清白”这两个字本身的分量。 她心里清楚，这件事早已不是她和唐仲友的私事，而是政治斗争的丑恶表演。她一旦松口，唐仲友就会万劫不复，而她自己，将永远背负“以色媚官，诬陷好人”的污名。更重要的是，如果连她这样的底层小人物都用谎言来换取苟活，那世间的“是”与“非”又有什么意义？ 这是一种超越个人荣辱的坚守。在那个瞬间，她不是一个卑微的营妓，而是一个捍卫真相的战士。 这案子闹得太大，连宋孝宗都知道了。皇帝一看，这朱熹做得有点过了，就把案子转给了新任的提点刑狱公事岳霖。这位岳霖，是岳飞的第三个儿子，继承了父亲的正直。 岳霖提审严蕊，看到她一身伤痕却目光如炬，心生敬佩。他没有逼供，而是出了道题，让她当堂作词，自陈心迹。 于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悲壮也最傲骨的一幕出现了。严蕊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吟出了那首名传千古的《卜算-子》：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 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这首词，字字泣血，句句铿锵。 前两句“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说尽了身世的无奈。我不是贪恋这风月场所，实在是命运弄人啊。 “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这是点睛之笔。表面上说，花的开落全靠司春之神（东君）做主，实际上是在向审判官岳霖陈情：我的命运，全在您这位“东君”手里了。既是求情，又不卑不亢。 最后四句，是全词风骨所在。“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 如果要走（被定罪处死），那我终究是会死的；可如果要留（被释放），我又该如何自处呢？这是巨大的委屈和迷茫。但结尾一句，画风陡转——“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这句话的力量，穿越了近千年的时光。它的意思是：如果我能重获自由，我会把漫山遍野的野花插满头，从此归隐山林，再也别问我去哪里了！ 这里没有一丝一毫的哀求，全是劫后余生对自由的向往，和对肮脏现实的彻底决绝。一个“山花插满头”的画面，把一个不屈、纯真、向往自由的灵魂刻画得淋漓尽致。 岳霖当场落泪，提笔判道：“仰代天言，判该妓从良。” 严蕊，无罪释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