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组织给了他1000美元，让他去做生意，做什么不管，但是，组织什么时候要钱都得给，要多少就得给多少，他用这1000美元，不仅完成了任务，解放后还上交了1000万美金和12万两黄金，他是怎么做到的？ 他不仅接了，还干成了。用这1000美金，为组织赚来了巨额经费，解放后，更是将价值1000万美金的资产和12万两黄金，毫发无损地全部上交。 这哥们儿，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这背后，可不只是“会做生意”那么简单。 “天使投资”，投的是钱，更是命 故事得从1937年说起。那年头，抗战爆发，山河破碎。我党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根据地都需要钱，大量的钱。买药、买武器、送情报、救同志……哪样都离不开经费。 但钱从哪儿来？总不能都靠缴获和根据地那点有限的产出吧。于是，中央决定，派人去做生意，到敌人的心脏里去搞钱。 这个任务，落到了卢绪章头上。 卢绪章当时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在上海做着进出口贸易，业务能力很强。但他更重要的一个身份，是1933年就秘密入党的同志。组织找到他，交给他1000美金。这在当时可不是一笔小钱，是同志们冒着生命危险凑出来的。 这1000美金，就是他后来创立的“广大华行”的最初本钱。 大家琢磨一下这个“投资协议”： 本金：1000美元。 经营范围：不限。只要能搞到钱和物资，做什么都行。 利润要求：没有。但组织的需要，就是最高指令。 资金提取：无限额、无条件、随时提取。 这最后一条，简直是“要命”的。做过生意的朋友都知道，现金流就是企业的命。组织随时可能因为紧急任务把钱全部抽走，公司随时可能崩盘。这生意怎么做？ 所以说，党组织给他的，表面看是1000美金，实际上给的是一份以性命相托的信任。而卢绪章接下的，也不只是一盘生意，而是用自己的商业头脑，为整个革命事业造血的使命。 在“刀尖”上做生意，靠的是什么？ 卢绪章的“广大华行”，开在龙蛇混杂的上海滩。周围有日本人、有汪伪政府、有国民党特务，还有英法租界的势力。在这里做我党的生意，跟走钢丝没区别。 他的“广大华行”，从表面看，就是个正儿八经的贸易公司。主营业务是把根据地的土特产，比如桐油、猪鬃，运出去换成外汇；再用外汇，从国外进口根据地急需的西药、医疗器械、通讯设备等等。 这买卖听着简单，操作起来难于登天。 有一次，组织急需一批消炎药，但市面上根本买不到。卢绪章硬是利用自己的人脉，从一个外国洋行手里高价“抢”到了一批。为了把药安全送出去，他让伙计们把药藏在粪船里。又臭又脏，但就是这种地方，最不容易被敌人想到。 后来卢绪章的生意越做越大。从上海到香港，再到东南亚，都开设了分号。他不仅做贸易，还搞实业，开了制药厂、化工厂。公司的利润，像滚雪球一样增长。 但他本人，生活却极其简朴。公司的钱，他一分都不敢乱花。因为他心里清楚，这些钱不姓卢，姓“党”。 “广大华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只要是组织派来的人，拿着特定信物，要钱要物，二话不说，全力配合。账目上，这些支出就记作“特别开支”。这些“特别开支”，就是源源不断流向革命事业的血液。 最能体现他这种“绝对忠诚”的，是解放后的故事。 1949年，新中国成立。卢绪章面临一个选择：他创办的“广大华行”此刻已经是资产雄厚的跨国企业，完全可以作为自己的私产，继续当个富可敌国的大老板。没人会说什么，因为这些都是他拿命换来的。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今天我们总说“契约精神”。卢绪章和组织之间的“契约”，没有白纸黑字的合同，只有一句口头的承诺。但他用一生去践行，做到了百分之两百。这才是“诚信”二字的天花板。 卢绪章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人能走多远，成就多大的事业，最终取决于你为什么而出发。 他的成功，首先是信仰的力量。他坚信自己做的事情是正义的，是为了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这种信仰，让他能在最危险的环境里保持冷静，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保持清醒。 其次，是极致的专业能力。光有信仰不行，你得有把事做成的本事。卢绪章懂贸易、懂金融、懂管理，是个不折不扣的商业奇才。他的专业能力，是完成使命的底气。 最后，是无私的品格。他把个人的得失置之度外，才能赢得组织毫无保留的信任，也才能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抉择。 所以，别再简单地把他看作一个“红色资本家”了。他更像一个以商业为战场的特殊战士，一个将个人价值与时代洪流完美融合的典范。既不是小说也不是传奇，而是一段真实发生过的历史。 今天，我们不需要像他一样在刀尖上行走，但我们同样需要思考：我们的“启动资金”——我们的知识、能力和时间，应该投向何方？或许，这才是卢绪章留给我们最宝贵的“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