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叶亚华在澳门街头要饭无果，无奈在牌子上写道：“我是抗日名将王铭章的遗孀！”结果引起轰动，这是怎么回事？她的结局又如何呢？ 1951年的澳门，是个龙蛇混杂的地方。街面上，有穿着绸缎的富商，也有衣不蔽体的难民。叶亚华，就是难民中的一个。她面黄肌肌，抱着饿得直哭的小儿子，在街角缩了一天，碗里还是空空如也。 实在没辙了。她找来一块破木板，咬破了手指，用血在上面写下了那行字：“我是抗日名将王铭章的遗孀！” 这块牌子一举起来，就像往滚油里泼了一盆冷水，瞬间就炸了。 路过的人先是好奇，凑近一看，脸上的表情从漠然变成了震惊，再从震惊变成了敬重和愤怒。一个卖报纸的老伯当场就把当天赚的钱全塞给了她，红着眼圈说：“夫人，我们对不住你啊！” 紧接着，澳门最大的慈善机构同善堂来了，澳门四川同乡会的人来了，就连一些当年跟着王铭章将军打过仗、后来流落到澳门的老兵都拄着拐杖赶来了。不到半天，整个澳门都在谈论这件事。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凭什么，为国家死战的英雄，他的家人要受这种苦？ 叶亚华，可不是什么没念过书的普通妇人。她当年是四川大学的高材生，一等一的才女。而王铭章将军呢，虽然是个武将，但身上没一点军阀的匪气，为人儒雅，喜欢读书。两人经人介绍认识，从诗词歌赋聊到国家前途，可以说是天作之合。 婚后的日子虽然跟着部队东奔西走，但很幸福。王铭章常说：“一个国家，军人只知道打仗，文人只知道清谈，那都是要亡国的。”他支持叶亚华办识字班，教军属和她们的孩子读书。他觉得，这跟他在前线打仗一样重要。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王铭章奉命率领川军122师出川抗日。成都几十万百姓为他们送行，叶亚华抱着孩子，在城楼上看着丈夫的背影消失在路的尽头。她知道，丈夫这一去，是为了四万万同胞。 她没想到，这一别，就是天人永隔。 1938年3月，滕县保卫战。王铭章率领装备简陋的川军，硬扛着飞机大炮样样齐全的日军精锐部队，死守了三天三夜。最后弹尽粮绝，王铭章在县城中心指挥巷战时，腹部中弹，壮烈殉国。临死前，他对着成都的方向说：“告诉我的老乡，我王铭章对得起他们了！” 消息传回四川，国民政府为他举行了国葬，追授他为陆军上将。叶亚华成了英雄的遗孀，走到哪儿都有人尊敬。 1949年之后，天翻地覆。起初，因为是抗日烈属，叶亚华的生活还算安稳。但很快，风向就变了。到了1950年底，一场名为“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开始了。 这场运动的初衷咱们不评说，但在执行中，范围被极大地扩大化了。在一些人眼里，王铭章“国民党军长”的身份，压过了他“抗日英雄”的光环。 叶亚华的处境急转直下。曾经政府为抚恤她而分的田地，成了“地主”的铁证；“将军夫人”的身份，成了“官僚家属”的原罪。 周围的眼光从同情和尊敬，慢慢变成了猜忌和警惕。巨大的恐惧，让叶亚华这样的“历史遗留问题”人物喘不过气来。为了保护孩子，也为了活下去，她只能选择逃离。可她一个弱女子，在澳门无亲无故，带来的钱很快就花光了。从租房到睡街边，从变卖首饰到当掉丈夫唯一的遗物——那块“青天白日勋章”。最后，当孩子饿得奄奄一息时，她彻底放下了所有的尊严和体面。 英雄不该被遗忘 澳门市民的善良，让叶亚华和孩子活了下来。这件事很快也传回了内地。 时任西南军区司令员的贺龙元帅听闻此事，大为震动。他同样是四川人，对川军的血性最是了解。他立刻上报中央，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指示四川省务必将王铭章将军的遗孀接回成都，并妥善安置。 1951年底，在政府的帮助下，叶亚华带着孩子回到了她熟悉的成都。她被安排在四川省文史研究馆工作，生活有了保障，儿子王道纲也得到了很好的教育，后来考上了军校，继承了父亲的遗志。 晚年的叶亚华，过得平静而安稳。她很少再提澳门那段锥心刺骨的经历，而是把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整理王铭章和川军抗战的史料上。她想让后人知道，当年有那么一群四川好汉，穿着草鞋，扛着土枪，为了这个国家，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1985年，叶亚华在成都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