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璐璐：社会形势的变化也使得在宋代，作为基层官员的县令，比唐代县令所承担的政务要

赵璐璐：社会形势的变化也使得在宋代，作为基层官员的县令，比唐代县令所承担的政务要繁剧得多。由于县司以下基层管理者的缺失和基层事务的增多，县司对公文簿书的依赖程度较之唐代大大加强。宋代县令对各类与赋役有关的簿书，都十分重视，因为唯有依赖各类簿书，才能实现对一县的管理。中央的条文亦往往强调加强对文簿制作和管理工作的重视。重申令佐亲自收藏簿书，按簿定差，吏只许检阅抄写的规定，说明朝廷对文簿与一县治理密划相关有深刻认识。在这种情况下，宋代基层管理方式逐渐变化。乡书手作为负责各类账簿文书的乡役人，开始进入县吏的行列，在县衙中获得了办理公务的办公场所，这既是县司对文书簿籍依赖性提高的表现，也是宋代适应新的社会形势而对基层管理所做的改革之一。唐代以来虽然里正也经常在县司活动和办理公务，但是在县衙并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宋代将作为乡役人的乡书手纳入县司正式管辖，说明县级政权对基层社会的管理更加直接和深入。而宋代在距离县城较远的乡，往往设置县尉常驻其地。虽然唐宋之间县尉的职掌有所变化，宋代县尉的设置情况也更加复杂，但是从基层政务管理这个角度来观察，宋代在乡村设置尉司也是加强对基层管理的需要。将宋代以来乡书手的入县和县尉的下乡结合起来考察，宋代国家力量向基层社会渗透的这种趋势就愈发明显。虽然从唐宋两朝情况看，宋代基层社会的力量较之唐代的基层社会更为强大，对县级政权的权力运作有很大的影响。不过，地方社会力量的增强和国家对基层控制的深入，并非总是矛盾和对立的，不能认为宋代因为地方社会力量的加强就导致了国家对基层社会控制力的削弱。国家与社会在不同层面和不同事务当中，互有进退，既有对抗也有合作。从县级政府对民众管理模式的变化上来看，宋代没有与唐代里正类似的统领整体基层事务的基层管理者，而又将在基层赋税管理工作中最重要的乡书手纳入县吏管辖，可见唐宋之际国家权力逐渐深入基层社会，乃是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唐代县级政务运行机制研究》，pp.20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