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在接受胡锡进的采访时，浩然曾说：“我是一个奇迹，一个亘古未出过的奇迹

1998年，在接受胡锡进的采访时，浩然曾说：“我是一个奇迹，一个亘古未出过的奇迹。这个奇迹的创造者是中国农民——我从一个只读过三年小学的农民，靠党给我的机会，经过8年业余文化学习，掌握了大学专门课程，最终由中国作协秘书长、党组书记郭小川当介绍人，成为组织上承认的名正言顺的作家。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出现过的，除了苏联有过高尔基之外，其他国家还未曾听说过。” 这是1998年，浩然在接受《环球时报》胡锡进采访时，在《浩然：要把自己说清楚》一文中发表的言论。文章一经面世，便一石激起千层浪，使因1995年再版《金光大道》而起的“争议浩然”之声演绎得更加激烈，甚至夹杂着的谩骂。然而，不论“争议”之声如何波澜起伏，又如何花样百出，作为被称为“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中的那个作家，谁也无法从内心真正否认，浩然的一生，的确充满了诸多的“传奇”、“第一”和“唯一”。 20 世纪 60 年代，中国社会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时期，农村合作化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开展。浩然深入冀东和北京郊区农村体验生活，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他创作出了长篇小说《艳阳天》。这部作品以北京近郊东山坞为故事发生地，反映了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农村社会的生活形态，展示了那个时代中国农民的精神面貌。 《艳阳天》全书 126 万字，共分三卷，时间跨度仅仅只有东山坞麦收的十几天，前两部写的是麦收前的一个多星期，后一部写的是麦收的那几天。浩然选择麦收时间作为故事的切入点相当高明，东山坞临近大丰收，不同群体就如何进行分红产生了分歧，土地入社较多的中农、富裕中农希望按土地分配，劳力较多、土地较少的贫下中农则希望按社章办事，即按劳分配。以马之悦、马斋、马小辫等人为代表的反动势力，妄图利用党的整风机会，解散农业社，达到重新掌权的目的，他们支持按土地分配；而萧长春、韩百仲、马老四等人为了集体，为了农业合作社的发展，为了走社会主义道路，则旗帜鲜明地支持按劳分配 。 小说成功塑造了许多个性突出、活灵活现的典型人物形象。萧长春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化身，带着明显的符号特征，他坚毅地代表着无产阶级，与马之悦那些试图破坏 “农村合作化” 运动、谋求私利的势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权力角逐。他在面对儿子小石头被马小辫杀害的悲痛时，依然能保持冷静，将这一事件与 “当前斗争这个最根本性的问题” 联系起来，为了挫败敌人对 “社会主义革命” 的干扰阴谋，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寻找儿子的念头，带领大家坚守在麦场 。 《艳阳天》通过精彩的故事和生动的人物塑造，热情地歌颂了在大风大浪中成长起来的新生力量，展现了农业合作化时期蓬蓬勃勃的生活画卷。它不仅在当时引起了强烈反响，1964 年第一卷出版后，浩然每天都会收到很多读者来信，还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入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新中国 70 年 70 部长篇小说典藏”，列入作家出版社 “红色经典初版本影印文库” 。这部作品以其深刻的思想内涵、生动的人物形象和浓郁的乡土气息，成为了浩然创作高峰的代表作品，也为读者了解那个时代的农村生活提供了珍贵的文学范本 。 《金光大道》是浩然的另一部重要作品，全书共分四部，洋洋洒洒合计 190 多万字，有着恢宏的时空跨度和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容量，是一幅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全景图。从纵向的时间角度来看，小说所反映的时代上溯自 1951 年，下至 1956 年，从土改到互助组，再到初级社，一直写到取消土地分红建立高级社 。 《金光大道》第一部和第二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 1972 年 5 月和 1974 年 5 月出版，并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成同名电影，第三部和第四部分别完成于 1975 年 11 月和 1977 年 6 月，然而一直没有出版，迟至 1994 年才由京华出版社将四部本一次性出齐 。出版后，各方评价褒贬不一。批评者认为，这部作品存在诸多缺陷，如人物形象脸谱化，对政治的图解过于明显，叙述方式单一，语言平淡等。艾青指出 “作品虽然没正面写文革时代的现实，但却是用文革时期的主流思想来表现五十年代的‘路线斗争’” ，还有人评价 “《金光大道》除了重复和眷顾，并未能向文坛提供任何新的价值” 。 但也有观点认为，《金光大道》具有独特的价值。它深刻地反映了新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革起步的过程，写出了农业合作化的历史正义性，让读者看到了那个时代农民的奋斗与抉择，具有社会学标本的价值 。从文学创作角度来看，浩然在人物塑造上也有其独到之处，他将自己对劳动人民的感情融入到作品中，使得主要人物如高大泉等形象鲜明，虽带有一定的时代烙印，但依然能让读者感受到那个时代农民的精神风貌 。尽管存在争议，但《金光大道》无疑是一部具有时代标志性的作品，它与浩然的名字紧密相连，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 #头号创作者激励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