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72岁的茅以升妻子刚去世，他就和6个孩子商量，想要续弦。孩子们不反对，但他说出女人名字时，大家脸色都变了。长子说：“那个女人进门，我们就断绝关系！“但茅以升还是把女人接进了家，还多了一个女儿。
子女们的强烈反对并非仅针对父亲再婚，更关键的是，这个“权桂云”是他们心中早有“前科”的人，与他们敬爱的母亲戴传蕙的痛苦人生紧密相连。
在他们看来，父亲与这个女人持续数十年的隐秘关系，正是导致母亲忧郁早逝的关键因素，母亲尸骨未寒，父亲就要将这段情缘公开并带进家门，无疑是对母亲情感的二次伤害，是他们情感上绝对无法接受的。
他在中国桥梁界的地位毋庸置疑，一九三七年，他主持设计并建成了中国人自己造的第一座现代化大型桥梁，钱塘江大桥，破了外国人在这一领域的垄断。
他不仅是杰出的工程师，也是重要的教育家和学术带头人，培养了大批工程人才，他的事业成就辉煌，堪称“最美奋斗者”。
然而，这位公共领域的英雄，在个人生活上却经历了截然不同的轨迹，他的第一段婚姻始于传统包办。
17岁时，在父母安排下，他与戴传蕙成婚， 婚后不久，他就继续求学并留学海外，是戴传蕙在后方默默操持整个家，1919年茅以升学成归国，两人才真正安定下来。
这段旧式婚姻早年间也算平稳，戴传蕙深知丈夫肩上的重任，心甘情愿付出一切，由于茅以升工作需要在全国多所大学任教，生活极不稳定。
在最初的十几年里，为了跟随丈夫，妻子带着孩子们竟然搬了8次家，频繁的迁徙，不断适应新环境、安顿家小、为孩子找学校，对一个家庭主妇的身心都是巨大消耗。
这种长期的不安定和重压，悄然侵蚀她的健康。
一九三零年前后，丈夫因负责的淮海洪水堤坝溃决而被撤掉职位，这成为压垮妻子的最后一根稻草，本就操心的性格，加上对丈夫前途的极度忧虑，让她日夜难安，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精神状况一落千丈，不得不返回故乡静养疗病。二人就此开始了长期的分居。
正是在妻子离乡养病期间，茅以升遇到了权桂云，年轻、贫穷的权桂云，不知是让茅以升心生同情还是爱慕。
在妻子不在身边的孤寂岁月里，他与权桂云走在了一起，建立了亲密关系，并公开同居，后来，他们还有了一个女儿。
对于丈夫身边发生的这一切，远在家乡养病的戴传蕙毫不知情，她依然牵挂着丈夫的冷暖，担心他一人生活的艰辛。
她想不到，丈夫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剧变，这段在子女眼中视为“背叛”的关系，在隐秘中持续多年。
但终究纸包不住火，丈夫与另一个女人长期同居并有女儿的消息，最终还是传到了妻子及逐渐长大的孩子们耳中。
这对妻子脆弱的心灵是毁灭性打击，她苦苦支撑的家，丈夫竟早已与别人另有一个“家”，支撑她信念的支柱崩塌了。
已经严重的抑郁症急剧恶化，最终，巨大的精神痛苦超出了她的承受极限，1967年，戴传蕙带着深深的失望与遗憾黯然离世。
因此，当1968年他不顾子女强烈反对，执意将权桂云母女接进家门时，在子女们看来，这等同于将他们母亲经受的屈辱与痛苦彻底合法化并摆到台面上。
他们无法原谅父亲在母亲尸骨未寒之际的无情之举，积累多年的怒火和对母亲的疼惜瞬间爆发，在他们心中，接受这对母女，就等于背叛了含辛茹苦抚养他们、最终心碎而亡的母亲。
这种强烈的伦理情感让他们做出了最决绝的选择，与父亲断绝关系，子女们纷纷离开，曾经热闹的家变得冷冷清清。
晚年的茅以升尝到了深深的孤寂，当老迈多病，倍感苍凉之时，他才明白亲情的温暖多么可贵，他迫切渴望修复与子女的关系，重拾天伦之乐。
然而，当他真心想去寻找时，却发现子女们早已音讯杳然，当年的决裂太过彻底，他竟连孩子们的去向都无从打听。
修补亲情之路被彻底堵死，曾经辉煌的老人，只能在空旷的家中独自咀嚼晚景的凄凉与巨大的家庭遗憾，直至1989年离世。
他的一生，在事业的万丈光芒之下，显现出的是个人生活角落里无法弥合的裂痕和家庭破碎的巨大阴影。
他的故事印证了一个朴素的道理：再辉煌的成就，也难以完全覆盖或抹平在情感与家庭选择上造成的伤害。
有时，当醒悟到来时，为时已晚，那些曾经被忽视或伤害的感情纽带，一旦断裂，如同破碎的镜子，即便努力拼合，裂痕也永远存在。
平衡个人抱负与家庭责任，在情感的道路上谨慎选择，是每个人，尤其是肩负重任的人，必须面对和慎重处理的课题。
历史人物的经历，其背后情感困局带来的警示，依然值得我们认真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