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界对浩然的意见大致可以整理为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浩然对历史缺乏基本的认识，没有看到所经历的苦难与灾难，如果他对社会生活有自己真实的领悟的话，那他就不可能热情洋溢地表现农民的成就”；第二种观点认为《金光大道》是当代文学史上的一大耻辱，如今《金光大道》的再度出版是老调重弹，是故意吸引眼球；因为高大泉这一人物形象过于完美、惊世骇俗，这一类文学形象可被视为假、大、空的文学典型，已经无法吸引读者的目光；第三种观点则认为写作《金光大道》的时期，浩然虽然写的是远离夺权斗争的内容，但却描绘了合作化运动时期的夺权斗争。 相较于浩然，其他作家在面对历史苦难时的笔触或许显得过于沉重和情绪化，他们在尽情抒发情感的同时，往往难以拿捏分寸，视野和目光也可能显得狭隘和短浅，作品虽有分量，但其持久的影响力却值得深思，也有待时间的检验。然而，无论是浩然还是同时代的其他作家，如何深刻地揭示历史的本质始终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难题。他们的创作依赖于丰富的文学性元素，但他们真的能抓住历史的本质吗？ 作为农民作家，浩然对乡间口语的驾驭曾是其创作的鲜明标识。在他早期的作品里，那些带着泥土芬芳的方言俚语、鲜活生动的生活俗语，如同潺潺溪流，将农村生活的烟火气、农民的喜怒哀乐原汁原味地呈现在读者眼前，也正因这份独特的语言魅力，他早期的创作收获了诸多赞誉。 然而，当创作步入《艳阳天》和《金光大道》时期，浩然笔下的语言世界发生了显著的裂变。文本中清晰地浮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形态：一种是农民的语言，它扎根于农村的日常生活，是柴米油盐的絮叨，是邻里间的家长里短，是田间地头的劳作吆喝，每一个词汇都饱含着生活的温度与质感，展现着农村最本真的生活图景；另一种则是革命的语言，它带着鲜明的政治印记，充满了阶级斗争的火药味，是口号式的宣言，是立场鲜明的批判，多出现于阶级斗争的场景之中，彰显着那个时代的诉求。 随着故事中阶级斗争的愈演愈烈，农民的革命化程度被不断拔高，这两种语言之间原本清晰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缝隙却在悄然间不断扩大。革命的语言不再仅仅局限于阶级斗争的特定场景，它像一股不断蔓延的潮水，逐渐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大有压倒农民语言的趋势。这种语言的渗透，实则是那个特殊时代政治话语对生活话语的强势入侵，在文本中留下了深深的时代烙印。 雷达在谈及《艳阳天》时，曾精准地指出：“在作品里，生趣盎然的形象与外加的观念，回肠荡气的人情与不时插入的冰冷说教，真实的血泪与人为的拔高，常常扭结在同一场景”。这一评价深刻地揭示了作品中存在的内在矛盾，而这种矛盾在语言的碰撞与交织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比如在马之悦为淑红做媒的情节中，就充分展现了这种矛盾。马之悦要给淑红介绍一个 “父母全在北京”、自己在镇上中学工作的教师，他从 “不知天高地厚” 的马立本说起，再谈到淑红的个人条件，接着又详细介绍柳镇李家的这门亲事，分析得入情入理，句句都说到了焦振茂的心坎里，让原本有些犹豫的焦振茂动了心。这段情节中，马之悦所用的语言完全是生活化的，带着乡土社会中的说媒逻辑，充满了人情世故的温度，展现出农民语言的鲜活与实用。 可当马老四听说原委之后，立即劝告焦振茂，淑红的婚事不仅要跟她们娘俩商量，还得跟党支部的人商量，“淑红是什么人？她是干部，是团支书，她是在组织的人呀！” 焦振茂恍然大悟：“对呀！唉，我真是，怎么没想到这一节上呢！老四，你瞧瞧，这一行一动，我都跟你差一节儿，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呢？” 马老四的回答是：“你还有个尾巴，还没有割干净，你还没有把心跟党完完全全地贴在一块啊！” 焦振茂也感叹：“一不留神就露尾巴。看起来，一个人要想进步，也真难啊。” 儿女的婚事本是家庭中最寻常的家常事，关乎个人的情感与幸福，在传统的农村社会里，更多的是由家庭内部协商决定。然而在这里，却硬生生地与 “党组织”“进步” 等革命话语紧密联系在一起。原本充满生活气息的婚事讨论，瞬间被注入了强烈的政治色彩，革命语言在不经意间闯入了日常生活的语境，两种语言的碰撞显得如此突兀，也让读者感受到了那种不自然的扭结。这背后反映出的是那个时代政治对私人生活的过度干预，个人的婚姻自主权被置于集体与政治的框架之下，人的情感需求在革命话语的挤压下逐渐边缘化。 萧长春和焦淑红的爱情，是《艳阳天》中一条较为引人注目的线索，本应充满青年男女之间的浪漫与温情，然而革命的意识形态对私人情感生活的强大规范力量，却让这段爱情蒙上了浓厚的政治阴影，革命者和积极分子的爱情话语被淹没在阶级斗争话语的洪流之中。 #头号创作者激励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