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君，我愿意为你们办事。”1944年，地下党员周迪道因叛徒出卖俘虏，就在这时，他灵机一动，竟主动向日军投降。 1944年的浙东战场，宁波的新四军因为敌人的长期封锁，后勤补给几乎完全断绝，官兵们生活苦难，食不果腹，只能靠着野菜、树皮勉强充饥。这个关键时刻，新四军宁波军分区司令员何克希将军指令周迪道秘密进入日占区活动，想办法筹集一笔军费应急，帮助新四军渡过难关。 周迪道同志十五岁参加革命，十六岁加入中共党组织，曾长期在宁波一带活动，从事情报搜集与传递工作，拥有非常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这位老党员深知任务的艰巨性，为新四军的发展筹备八百万的军费在当时绝非易事。于是他化名朱人达，以汪伪政府浙东行政公署南山财经委主任的身份开展筹款工作。起初筹款进展顺利，但危险很快就来了。在一次筹款活动中，不小心露出了破绽，被一名伪乡长出卖，然后被捕入狱。这个伪乡长与周迪道有过节，向余姚日军警备部告了密。浙东驻扎的日军，将周迪道带到了余姚的警备司令部，后又关押在宁波的日本宪兵队。 面对日军的严刑拷打，周迪道宁死也不肯出卖组织。但日军头目铃木政一看出了这个共产党财经委主任的价值，开始对他进行劝降。见周迪道宁死不屈一位日本军官便起了惜才之心，得知周迪道是”400情报小组”的组长，更觉得他是个人才，便想其收揽，不断游说周迪道投靠日军。 在这个生死关头，周迪道做出了一个大胆得令人震惊的决定。他突然改口说：“太君，我愿意为你们办事。”这句话让铃木政一欣喜若狂，以为自己成功策反了一个重要的共产党干部。但实际上，周迪道正在酝酿一个史无前例的计划。 周迪道托一与根据地有联系的伪乡长，把一封信交到政治部保卫科科长丁公量的手里，内云：“我去筹款时被叛徒认出，开始关在余姚日军警备部，现在被软禁到宁波宪兵队……敌人在暗中监视我的行动，希望我为他们做事。他们想争取我投降。我认为我可以像孙悟空那样变成小虫子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打入敌军内部。不知组织上是否可行？如认为不妥，我就与敌人同归于尽！” 这封信彻底揭开了周迪道”投降”的真相。谭、何首长与丁公量研究后，认为这是个深入敌人内部的好机会，完全可以将计就计。组织决定支持周迪道的大胆计划，让他以假投降的方式打入日军内部。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加惊人。加上周迪道，“叛变”者一共是8个（还有外围人员10名），组成了”宪兵队朱家谍报组”。这就是后来闻名的400反间谍小组，他们是中国唯一打入日本宪兵队的谍战组。为了取得日军的完全信任，周迪道开始了一系列令人瞠目的表演。周迪道自然知道日军不可能这么轻易相信，为了打消铃木政一的戒心，经常跟伪军军官进出青楼，为防有人偷听，周迪道要求风尘女子和自己演戏叫出声来。另外，周迪道和伪军赌博时故意输钱，本钱输光以后，开始借钱赌，借来的钱也输光以后就带着几个士兵，去老乡家里抢东西还债，事后再偷偷补偿老乡。 这些看似堕落的行为都是精心设计的伪装。凭借这些高超的演技，日军逐渐放下了戒心，将他当成了自己人。获得了日军信任的周迪道，化名为朱人达，成为了日军宪兵队1号密探。 在经费问题上，周迪道的做法更是让人拍案叫绝。周迪道成功打入日本宪兵队内部后传信给丁公量，要求申请一笔活动经费。丁公量指示：“你们别忘了自己的身份呀！你们现在是汉奸，汉奸就应该有汉奸的样子，缺钱就去＇敲竹杠嘛！”于是周迪道开始对那些为虎作伥的汉奸商人进行”敲诈”，硬生生从袁端普身上”敲诈”了1亿多伪币。这些钱大部分分给了宪兵队的其他密探，汉奸密探们分到钱后，都纷纷称赞周迪道”讲义气，够朋友”，都想跟着他干。 400小组的工作并不仅限于搜集情报。400小组主要任务是搞情报，但有时在紧急情下也会担负军工材料运送的任务。其中最惊险的一次任务是运送炸药。上海地下党为浙东游击纵队搞到了一箱生产手榴弹急需的炸药，但是军火物资管制极其严格，无法运出，于是就命令400小组设法把炸药从上海取回，送到四明山根据地。 周迪道巧妙地利用了日本宪兵队特高课课长木场想去上海游玩的机会，周迪道就央求木场和翻译官，带自己和莫奇（当时假扮为周迪道的妻子）一起去。到了上海后，周迪道和莫奇顺利取到了一箱炸药，巧妙地把炸药放在一只新买的女式皮箱，下面放置炸药，上面盖着几件衣裳。 返回途中发生了惊险的一幕。返回宁波的那天，在上海北站入口处两旁站着全副武装的日本兵，对进站的中国旅客的箱子包裹逐个检查。周迪道见此情景，找了个借口请日本军官木场帮忙把箱子拎上火车。虽然一路上遭遇了多次检查，但箱子放在木场身后，检查人员一点都没怀疑。于是，这一箱炸药就这样平安地运回了宁波。 一直到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周迪道和”400小组”都没有暴露，他们不仅策反了60多个宪兵，还带着一批枪支弹药和电台等军用物资回到新四军。在日本投降前夕，400小组大部分成员和愿意投奔新四军的密探等60余人，到达了宁波开明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