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8月4日，以色列内阁22名部长全票通过解雇总检察长加莉·巴哈拉夫-米亚拉。
投票过程仅持续20分钟，总理内塔尼亚胡因“利益冲突”缺席——他正是巴哈拉夫-米亚拉负责起诉的腐败案被告。
解雇理由看似程序化：司法部长亚里夫·莱文指控她“系统性阻挠政府决策”，包括阻止解雇国内安全局长等行动。
但未等行政命令生效，最高法院在55分钟内紧急冻结该决定，禁止任命继任者，并宣布总检察长的法律意见继续有效。
这种政府与司法机构的极限拉扯，将以色列拖入前所未有的宪政危机。
解雇程序始于2025年3月，但政府遭遇了制度性阻碍。
根据1997年《沙姆加尔委员会报告》，解雇总检察长需满足四项条件之一：渎职、健康问题、涉刑事指控或与政府严重对立导致无法合作。
当独立审查委员会拒绝建议解雇后，政府于6月单方面修改规则——新规允许司法部长直接组建内阁部长委员会推动解雇。
巴哈拉夫-米亚拉在致内阁的公开信中揭露本质：“这是移动球门柱的游戏。他们先制定规则，发现赢不了就重写规则”。
更关键的是，作为内塔尼亚胡受贿案的主控官，她的去留直接影响总理是否面临司法追责。
解雇令被冻结后，司法部长莱文宣称将无视最高法院裁决：“内阁已达红线，不可能接受法院强加一个我们不信任的总检察长”。
通讯部长什洛莫·卡希更直言其部门将“不再理会”她的法律意见。
2023年，政府推动削弱最高法院否决权的司法改革，引发持续数月、超50万人参与的大规模抗议。
许多分析认为，这场政治动荡削弱了以色列应对哈马斯突袭的能力。
而今旧戏重演，司法部长直接煽动内阁抵制司法裁决，使权力制衡机制濒临崩溃。
内塔尼亚胡政府一边强调“法治”，一边试图瓦解法治根基：
选择性执法争议：总理指控巴哈拉夫-米亚拉对反对派“网开一面”，却回避自己因受贿、欺诈和背信被起诉的事实；
程序工具化：当原有解雇程序行不通时，政府直接修改规则确保结果；
拒绝司法审查：莱文暗示不服从最高法院裁决，破坏司法终局性原则。
这种矛盾印证了监督组织“优质政府运动”的控诉：政府试图将总检察长职位“彻底政治化”，使其从法律守门人沦为执政联盟的橡皮图章。
危机爆发48小时内，超过15，000名以色列公民联署请愿支持总检察长，抗议者连续三晚在其住所外集会。
联署书直指解雇程序“非法且史无前例”，而内阁所谓“全票通过”实为执政联盟垄断席位的结果——反对党成员根本未获参与资格。
耐人寻味的是，巴哈拉夫-米亚拉本人始终拒绝出席解雇听证会。
她引用最高法院7月18日的裁决强调：任何解雇决定必须经过司法审查。这种对程序正义的坚持，与政府“结果优先”的行事逻辑形成残酷对照。
这场危机撕开了现代治理的迷思：法律条文不等于法治精神。当权者可以一边援引法律条款解雇检察官，一边架空司法审查；一边高举“民主授权”大旗，一边扼杀权力制衡机制。
野蛮部落的规则靠长老权威维系，现代国家的规则靠制度制衡守护。
而当以色列政府公然宣称“无法接受不合作的检察官”时，无异于承认其眼中的“法治”仅是顺我者昌的遮羞布——毕竟真正的法治，恰恰需要容得下说“不”的守门人。
最高法院的临时冻结令有效期仅30天，最终裁决将于9月4日前公布。
但无论结果如何，以色列已付出沉重代价：当民众目睹司法部长公开挑战司法权威，当政府为解雇检察官不惜改写规则，所谓法治社会，不过是一袭爬满虱子的华袍。
法律能约束弱者，却总在强者面前弯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