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宇的地缘历史的文章

汉水穿过汉中盆地后,南下绕过安康盆地又北上从武当山和秦岭之间向东。汉水的这个走向将整个秦巴谷地,切割成了三大块。一块就是西面地理条件最好的汉中盆地;另一块则是位于中间,地处汉水之北的“安康盆地”;而最后一块,则是那些由汉水南支(流)所滋养的东“秦巴谷地”,也就是楚国的“上庸”之地。 
楚国在春秋早期就占领了武当山南面的上庸(庸人故地),如果汉水象渭水那样,两岸的平原地区一直贯穿到下游地区,那楚国应该早就扩张到了汉中盆地。但山地的阻隔和逆水的劣势,让楚人每前进一步都很困难。但在相反的方向,江淮地区的地缘潜力要

公元前316年,大秦帝国的朝廷里,司马错和张仪展开争论:秦国攻击方向是先东出还是南下。 
张仪主张东出,挟收复河西之势,穿越崤函通道攻击韩国,以达到入主中原的目的。但这样做的风险,秦人是有切肤之痛的。没有控制河东的前提下,攻击中原的韩国,就有可能重新上演当年“崤之战”的那一幕; 
另一个是政治上的风险。面对秦国的进攻,三晋又很有可能会重新联合在一起,甚至因为秦国来分中原的蛋糕,其他山东(崤山以东)可能也会和三晋站在一起。那秦国即使能够取得战术胜利,也很难将之转化为战略成果,即在中原大规模的开疆扩土。 
而司

以四川盆地北部的广元为基地,攻击陇右的核心天水,或者攻击关中平原最西部的宝鸡,距离差不多都接近四百公里,反过来也是一样。这么长的攻击路线,经过的都是中央之国核心区最难行走的道路,山高林密。如果在中间没有一个有自给能力的地理单元,为关中、蜀地之间的沟通作跳板,那双方其实都很难对对方构成实质性威胁。幸运的是,在二者中间有这样一个地方可以作为跳板,这就是汉中盆地。 
汉中盆地虽然比不上关中和川西的规模,但也有相当的体量。其西侧贴近嘉陵江。无论是秦人还是蜀人,如果选定嘉陵江沿线为渗透路线的话,汉中盆地都可以作为中继

巴国的范围基本都是山区,在先秦时期的主要地缘版块中,它是唯一一个以资源、商业立国的国家(巴人贩盐,其他国家都是以农业为本)。因此在当时,巴人的这种生存方式,被视作“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异类。 
对于象楚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周边的山地中,有一些靠天吃饭(游牧、渔猎方式)的小部落,并不会对其安全构成实质威胁。但巴国是个例外,因为贩盐而获得了高额利润,有钱自然就可以吸引更多的部落加盟,因此巴国的战斗力还是不容小觑的。 
巴国攻击楚国还有顺水优势,最终楚国还是动了攻击巴国的念头,但楚国的目的并不是灭国(灭掉这种山地

战国时期,蜀人从巴人手中夺取了白龙江和嘉陵江交汇处的葭萌,占据这个战略要点的蜀人可以顺嘉陵江而下,逐次攻击巴国的核心地区,直至江州(重庆)。但这样做的话,灭亡了巴国的蜀人将和楚国直接交锋,与其这样还不如让更熟悉山地作战的巴人在中间作缓冲。 
于是蜀人沿嘉陵江向北渗透,公元前387年他们占领了秦国在汉中盆地设置的据点“南郑”,成为了汉中之主。公元前368年,蜀王封其弟弟在葭萌成立“苴”国,葭萌改名为土费城,其战略任务,除了扼守四川盆地的北大门以外,更是为了帮助蜀人控制汉中盆地。 
有了汉中盆地作为战略后方的苴

在四川盆地的东部(包括边缘山地),今天还有镇巴县、巴中市、巴县(现在的重庆市巴南区)、巴东县等县级行政单位(乡村一级的更多)。 
春秋战国时期,巴人主要的势力范围是由嘉陵江流域中下游,四川盆地东北边缘的大巴山脉,东南边缘的山地(云贵高原的延展),这三者围成的一个三角形区域。 
西线和蜀国的对抗中,巴人把嘉陵江作为不可退却的底线。如果巴人据守巴江一线,就不能保持对川中地区的压力。同时顺着嘉陵江向北可以到达汉中盆地和陇西高原,也就是说,可以和汉水、渭水两大河流的上游对接,以此保留对外拓展的战略空间。 
重庆(古

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奠定了一统天下的基础。相信也有许多朋友,为楚国没能抢先一步征服巴蜀而感到惋惜。其实楚国也向西渗透了,并攻陷了江州(今重庆渝中区)。 
如果从进攻道路的难度来看,由长江中游溯江而上进入四川盆地,并不会比由渭河流域,经由那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入川,难度更大。但无论是北线的蜀道,还是东线的长江水道,巴蜀在防御上都有足够的地理优势。因此决定,楚、秦两国是否入川的根本原因,并不是攻击难度的问题,而是有没有足够的利益诱惑。 
秦人想得到巴蜀之地很好理解,因为进中原的难度太大,他们需要成都平原的

蜀国的核心区域在川西的成都平原,巴国的核心区域则在川东的山地当中,两者中间的川中地区,则是双方进行地缘博弈的主战场。 
按照常规逻辑来说,占据了盆地中最肥沃的川西平原的蜀人,人口经济实力应该是遥遥领先于盆地中其他边缘部落,应该有机会成为整个四川盆地的主人。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出现,因为活跃在大巴山和川东那些平行岭谷之间的巴人,用其独特的生存方式(贩盐)强大了部落,也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并同样将扩张的目光伸向了川中地区。 
整个四川盆地主要是由岷江、沱江、涪江、嘉陵江、渠(巴)江,五条南北向的河流,以及它们共同的

长期以来,治理成都平原水患的功劳,被记在了秦人身上。之所以会有这种理解,是因为司马迁在《史记》中记录了,由秦国任命的蜀郡太守——李冰,为成都平原打造了一套水利系统“都江堰”。但这个观点是存疑的。 
“天府之国”的形成,并非源于秦人的到来。真正将成都平原变得沃野千里的,还是蜀地的先民们。之所以说秦人并非是最大贡献者,有三个原因: 
一是秦人要争霸天下,需要现成的大片肥沃的土地。之所以费力进入四川盆地,并不是因为他们觉得川西地区有机会改造成为又一个渭河平原,而是因为蜀人已经在此成功创造出了辉煌的文明,有大量的人

四川盆地的圆形构造比起黄土高原上那些条状盆地,有着近乎完美的轮廓。在外面人看来,整个四川盆地是属于一个共同的文化圈,给我们最深的印象应该就是“麻辣”了。但四川盆地内部却是两种实力相当的地缘文化并存的。 
西蜀东巴,代表是成都(蜀文化)和重庆(巴文化);为什么会产生两种地缘文化呢?归根结底还是地理因素,盆地东西的山地密度不同而形成的。 
四川盆地周边是一系列高大山脉,北面是与秦岭属于同一级别的大巴山脉(内部又可分为米仓山和大巴山两块);西、南两面则与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对接。东面则是大巴山脉和云贵高原延伸出来的

公元前330年,秦国终于从魏国手中拿回了失去了大半个世纪的河西之地。此时天下一统的认知已经在诸侯中有了普遍性,生死存亡的压力让变法盛行于国际。 
对于秦国来说,变法只是手段之一,他还需要实实在在的扩充土地以提升自己的战争潜力。 
去中原一直以来是秦国的梦想,不过与晋人(三晋)数百年来的地缘博弈,让秦人清楚的知道,如果不能从魏国手中夺取河东,就无法保障崤函通道的安全。秦国可以乘夺取河西之威攻入河东,但想稳固的占有河东,难度还是非常大的。 
赵、韩两国可以做视魏国失去河西之地,而不去救援,但如果秦人深入山西高原

山西柳林县西北孟门镇周边,春秋时期称为“蔺”地。蔺相如的祖先做赵国大夫时,封在此地。他的后代以蔺为姓。 
而蔺地的西边,就是晋陕大峡谷中最著名的黄河渡口——孟门渡,其西连陕北高原,东接吕梁山区。春秋早期,陕北高原之上的白狄控制着孟门渡。 
白狄东迁之后,晋人和秦人有可能都没有精力控制这个通道。到了战国时期,生死存亡的厮杀让孟门渡也不能置身事外了。吴起和他所训练的魏武卒,在为魏国夺取河西之地之后,也顺势向北,沿洛水东岸切入陕北高原。 
同时期魏国也曾经从吕梁山区的南部向北拿下过赵国控制的蔺地(吕梁山区中部)。

魏国成功的切入了中原腹地后,又迁都大梁。但中原腹地缺乏明显的地缘分割线(缺乏山脉大河),没有安全感的魏国所需要做的就是不断的将楚国向淮河方向挤压。最理想的情况,当然是楚国退入南阳盆地,然后占据了济、淮之间大片土地的魏国,与楚国隔方城夏道展开第二阶断的博弈。 
但做到这一点是极其困难的,如果魏军攻击方城夏道,楚国就从淮上的据点攻击魏军的侧翼。如果魏军攻击淮上楚军,南阳盆地和江汉平原的楚军同样可以抄魏军后路。因此魏军的最佳策略就是步步为营,对南阳盆地和淮上地区平行推进。 
虽然淮河支流大部分都在左侧,但是魏国控

前375年,韩国迁都新郑。前361年,魏国在济水之南,现在的开封境内,建立新都“大梁”城。 
意味着韩魏两国都想在中原有所作为,那必然和北上的楚国发生地缘冲突。实力更强的魏国是主角,韩国配合。 
但在一马平川的平原上找到一条清晰的地缘分割线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地势太平,没有足以让双方达成地缘平衡的山脉丘陵。而中原腹地也没有东西向的大河,济水淮河看似是可以作为分界线。但魏国的实力无法推进到淮河;楚国也无法将控制区推进到济水。那双方的地缘平衡线在哪里呢? 
视线往西转移,有两个地理单元,韩国控制着北边的洛阳盆

郑国地处中原西侧,西靠山北靠河,有肥沃的平原。正常来说,郑国这么好的位置,作为三晋中实力最强的魏国肯定也会动心的。但最后却是魏国默认韩国吞并了郑国。 
归根结底,还是魏国实力不够。尽管战国初期,魏武卒风光无限,但实力也远没有达到后来秦国那样,以一敌六的程度。 
在已经占据河西,西河济平原,甚至灭了中山国的情况下。如果魏国再吞下郑国,实力会更强大,何况吞下的还是中原这样敏感的位置,只能是被大家群起而攻之。 
而早在春秋时,楚国就从郑、宋两国中间的接触地带撕开一道口子,势力已经抵达济水南岸。这种情况下,如果魏国不全力以赴瞄准楚国,一旦楚国突破济水进入河济平原,魏国在中原的扩张将被彻底压制住。 
魏国利用自己在西河济平原的优势,由郑、宋两国之间切入中原腹地。如果不和韩国搞好关系,自己的侧翼安全无法保障。 
再就是韩国在战国七雄中实力比较弱,即使吞并了郑国,其综合实力还是靠后的,不会对魏国产生更大的地缘压力。 
因此综合衡量,魏国最后还是默认韩国吞并了自己身边的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