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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金券)
因为告发萧耨斤有功,辽兴宗对自己的这个亲弟弟那非常的恩宠,您说宠到什么程度?兴宗封耶律重元为皇太弟,赐金券誓书,还叫他担任北院枢密使和南京留守。
金券誓书,就是免死金牌,北院枢密使,那我们知道辽朝是南北面官制度,一个国家两种治理模式,北面用契丹法,南面用汉法,所以也就是有两套管理班子,北面官负责管理契丹人,南面官负责管理汉人。
而北面枢密使,这是北面官中的高级职务,掌握军政大权。
辽朝又分为五京,就是有五个都城,上京临潢府,今天的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中京大定府,今天的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东京辽阳府,今天的辽宁辽阳,南京析津府,就是今天的幽州,北京,以及西京大同府,今天的山西大同。
而南京析津府,是当时辽朝最富庶,人口最多,也是汉文化程度最高的地区,耶律重元担任的这个南京留守,就是当地最高级别的行政长官。
古代的权力变化如过眼云烟,皇帝捧着你,你就是玻璃杯子,皇帝不捧你了,你就是玻璃碴子,所以这些所谓荣耀和官职,都不过是浮云而已,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句:
《辽史·伶宦传第三十九》:上尝与太弟重元狎昵,宴酣,许以千秋万岁后传位。重元喜甚,骄纵不法。
兴宗和耶律重元关系非常亲密,两个人时常在一起饮酒玩乐,有一次兴宗酒喝高了,他开心了,竟然许诺自己驾崩之后,要把皇位传给耶律重元。
耶律重元闻之大喜,很快就开始得意忘形,也不遵纪了,也不守法了,渐渐骄纵狂妄起来。
作者之前还批评《辽史》编写的粗糙,其实有些过分武断了,当然从整体来看,《辽史》还是粗糙的,但是其中偶然也有一两佳句,比如在耶律重元得知兴宗有意传位给自己的时候,史书中对他的描述是“恃梁孝王之宠,多郑叔段之过”,这个写的就非常不错。

(《辽史》中的一句)
梁孝王刘武,是汉文帝的儿子,汉景帝的弟弟,一个妈妈生的,母亲都是窦太后,而且梁孝王还是窦太后的小儿子,窦太后非常宠爱。
汉景帝有一次喝多了,也和梁孝王说自己死后要把皇位传给梁孝王,梁孝王和耶律重元反应差不多,行事张狂起来,他取得了广大的封地,出入仪仗与天子同制,还广筑苑囿,招揽天下豪杰,那架势比皇帝还皇帝呢。
郑叔段是春秋时期郑国国君郑庄公的弟弟,他生性骄狂,觊觎郑庄公的位子,他不断的向郑庄公索取封地,扩大自己的势力,大臣们劝郑庄公早点处置郑叔段,不然早晚是祸患,郑庄公说了一句流传千古,十分经典的话:
《春秋·隐公》: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
郑叔段多行不义必自毙,早晚会自取其祸,我们只需要等着就行了。
后来郑叔段果然叛乱造反,事败身死。
恃梁孝王之宠,这点明了耶律重元的底气,他和梁孝王一样,都得到了皇帝的许诺,还有重要的官职,免死的金券誓书。
这个世界上最不能信的话,就是饭桌上的话,尤其是饭桌上的酒后之言,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都信不到,偏偏挨千刀的兴宗非要在酒桌上信誓旦旦的说这种话,又偏偏耶律重元还就信了。
历史上类似的事情不在少数。
隋末,李氏父子从晋阳起兵,李渊曾经多次许诺给二儿子李世民,说如果我当了皇帝,都是因为你的功劳,以后我肯定是要让你做太子的。
李渊登基之后,并没有遵守承诺,反手就把长子李建成立为了太子,
明朝靖难之役时,燕王朱棣的次子朱高煦勇猛善战,朱棣时常抚摸着次子朱高煦的后背说,世子多疾,汝当勉励之。
你大哥朱高炽身体不好,你要多多努力啊。
言外之意,是暗示朱高煦也有做太子的机会。
然而事实上朱棣最后还是把皇位传给了朱高炽。
对一个皇帝来说,传位是国家制度,不是他私人的感情可以决定的,要立嫡,立长,立贤,背后更是朝堂势力,是祖制规矩,是天下人心,兴宗培养耶律洪基培养了半辈子了,怎么可能跟你喝顿酒就把皇位给你?
说白了皇帝纯粹是逗逗你,给你画饼呢。(契丹贵族 耶律重元)

(契丹贵族 耶律重元)
多郑叔段之过,则预示了耶律重元未来会造反,会发动叛乱的结局,但是不同的是,郑庄公有算计,有预料,一切都在他的远见卓识之内,而彼时的兴宗和未来的道宗并没有意识到。
道宗即位,在耶律重元的视角里,就代表着自己上当受骗了,兴宗的许诺落空了,好在道宗并没有亏待耶律重元,相较之兴宗反而礼遇更甚,高官厚禄,各类殊荣那都赏不过来的赏,耶律重元在本朝成了皇太叔,是皇帝的长辈,不仅如此,道宗还重用耶律重元的儿子耶律涅鲁古,父子之显赫,有辽一朝无出其右。
有读者说耶律重元父子,这是辽朝历史上著名的大奸臣呐,辽道宗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以及皇帝职业教育,他前半生所展现出来的也是那种一代英主的气象,他怎么一登基就干糊涂事儿,会重用这么两个货呢?
其实,道宗未必不知道此二人俱是宵小之徒,但此时此刻,他有不得不用他们的理由。
道宗即位之后,辽朝的重要职务,大多数掌握在道宗的后族手里,就是母亲仁懿太后萧挞里和宣懿皇后萧观音的男性家族成员中。
财政权,人事权,大部分都在后族的手里。
至于剩下的契丹贵族,他们也各有各的小算盘,任何一个朝代的新君登基,大臣们反应多数不是心悦诚服效死力,而是观察观望,他们要看看道宗这个皇帝怎么样,在皇帝选择大臣之前,大臣们会先选皇帝。
那这个时候,初登大宝的道宗唯一能信任或者唯一能使用的,就是耶律重元父子。
请记住,任何一个封建皇帝的眼中,都没有忠臣和奸臣的区别,什么是忠?什么是奸?对皇帝来说这都没有意义。
皇帝用得到你,你能帮上皇帝的大忙,你就是忠臣,皇帝用不到你了,你碍着皇帝的事情了,再好的忠臣,也可以被认定为奸臣。
史书写奸臣传,那是为了给后人一个道德教训,但在皇帝的心里,从来就没有这回事,何况耶律重元此前还有良好表现,他大义灭亲,举报了自己的母亲,保全了兴宗的皇位。
道宗不信他们父子,能去信谁?

(权力的困境)
重用耶律重元父子可以很好的压制外戚势力,但古代中国皇帝的困境就是如此,你用一股势力去压制另外一股势力,被压制的势力减弱了,用来压制的势力就会迅速崛起,这一幕在历史上重复上演,不断上演,几乎历朝历代都有翻版。
比如说西汉,刘邦死后,吕氏专权,吕氏外戚坐大,周勃陈平这帮功臣一看,这不行啊,他们联合起来消灭了诸吕,结果这外戚是被压下去了,功臣集团反而崛起了,汉文帝是怎么上台的?就是功臣选出来的。
那么文帝景帝时期,皇帝就开始有意识的培养外戚,比如窦氏外戚,王氏外戚,用这些外戚来对抗功臣集团,效果可以说很不错,西汉开国初年的那些功臣逐渐退场,可是到了汉武帝末年,朝廷里出现了一个叫做霍光的权臣,霍光是什么成分?霍光就是外戚,霍光权力极大,大到甚至可以废立皇帝。
这就是压下外戚,起来功臣,压下功臣又起来外戚。
有人说那好办,我把外戚也打压了,把功臣也打压了不就行了,理论上是可以的,但实际上执行起来,无论你打压哪一股或者哪几股势力,你都必须借用一个新的势力的力量。
这是一个无解的循环,功臣倒了有外戚,外戚倒了还有宦官,宦官倒了有文官,文官倒了有武官...
前人如此,道宗也是如此,皇帝登基之初,预感后族的势力太强,所以他重用宗室,也就是耶律重元父子来打压后族,这后族很快没势力了,没威胁了,但在这个过程中,耶律重元父子却暗中积聚力量,一步一步走到了权倾朝野的位置上。
道宗毕竟还是年轻,初临帝位,有诸多不足之处,尽管他文采四溢,是有辽一代的著名文学家,可越精于艺术,人在某些时态上就越天真,宋徽宗,陈后主,南唐后主均为此类,皇帝天真的以为,自己这个天公地道,以义割恩的皇太叔,将成为自己革除兴宗时期弊政,恢复圣宗时期盛世的有利臂膀,但他意料不到,一场巨大的危机,马上就要来临了...
古人云:去一利党,复一利竖,此乃除一害而兴一害也。
世界上最好干的就是皇帝,皇帝吃的好,住得好,睡的好,物质上极度满足,精神上过分愉悦,皇帝肆意而为,皇帝的一生,普通老百姓那都想象不到。
但世界上最不好干的也是皇帝,因为自从皇帝拥有权力的那一刻,他也拥有了权力的诅咒。
什么是权力的诅咒?
就是无论你做什么,当把历史视角拉远,都是错的...
参考资料:
《苏辙集》
《嵩山文集》
《燕京访古录》
《辽史·卷十八》
申昊玢.耶律重元忠逆之辨.今古文创,2025
张晓猛.辽道宗统治策略研究.内蒙古民族大学,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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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宇青,李秀莲.辽道宗朝“滦河之变”发生的原因与影响.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