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我的前半生》番外：陈俊生确诊癌症晚期，想把遗产留给平儿，罗子君找上门：我们不需要.......
辰星集团总经理办公室的落地窗外，陈俊生一个人坐在真皮转椅里，桌上摊着一叠还没签完的季度报表，胃部一阵一阵地痉挛，像有人拿一只无形的手，慢慢拧紧他的内脏。
他拉开办公桌最下面那层抽屉，想找胃药。
手指摸到药盒之前，先碰到了一个冰凉的、硬邦邦的东西。
他愣了一下，低头看——是一辆巴掌大的蓝色合金玩具车，漆面已经磨掉了大半，露出底下灰白的金属底色，前轮少了一个，车顶有一道很深的划痕。
陈俊生的手猛地一抖。
这辆玩具车，是平儿周岁生日那天，他在商场里亲手挑的。
他记得很清楚，那天罗子君抱着刚学会走路的平儿，在玩具柜台前来来回回地逛，平儿什么都不要，偏偏死死抱住这辆最便宜的蓝色小车，怎么都不肯撒手。
罗子君笑着说："随你爸，就喜欢车。"
他不知道这辆车是什么时候被塞进办公桌抽屉的——也许是搬办公室的时候从哪个纸箱里滑出来的，也许是他自己放的，只是忘了。
他把玩具车攥在掌心里，指节发白，胃里那股翻涌的疼痛又窜了上来，比之前更猛，像一把生了锈的钝刀，一下一下地锯。
他弯下腰，额头几乎抵到桌面上，冷汗从鬓角淌下来，一滴一滴落在那辆蓝色小车上。
这是2019年深秋的一个夜晚。
陈俊生还不知道，这辆小小的玩具车，会陪他一直走到人生的最后一刻。
而他即将失去的，远比他以为的更多。
01
陈俊生这三年，活得像一件剪裁得体的高定西装——每一处线条都精准、妥帖，挑不出任何毛病，但只有穿的人知道，衬里早就磨出了洞。
辰星集团总经理的位置，他坐稳了。
年薪加上股权分红，纸面上的数字足够光鲜。
公司年会上，他端着红酒杯跟各路客户觥筹交错，谈笑风生，所有人都说陈总年轻有为、春风得意。
没人知道他每天凌晨两三点才到家，皮鞋上沾着KTV包厢里的酒渍和呕吐物。
没人知道他的胃已经疼了快两年，从隐隐的胀痛，变成了一种持续的、钝重的绞痛，像有什么东西在胃壁上慢慢腐烂。
"吃药了吗？"
这是凌玲每天对他说的唯一一句跟身体有关的话。
不是关心，是流程。
就像她每天早上把熨好的衬衫挂在衣帽间门把手上一样，是一种维持体面生活秩序的惯性动作。
他们已经很久没有正经吃过一顿晚饭了。
凌玲现在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佳清的小升初和自己那个半死不活的投资项目上。
她跟陈俊生说话，永远是三个主题：佳清的学费、家里的开支、以及她那些"你帮我跟谁谁谁打个招呼"的社交需求。
卧室里，他们睡同一张床，中间隔着一条无形的三八线，像两块温度不同的冰，各自冷着。
有时候陈俊生会在深夜醒来，侧头看着凌玲紧绷的睡颜，想起三年前——不，想起更早之前，想起他还住在那套不大不小的旧房子里，罗子君穿着松垮的家居服窝在沙发上看韩剧，平儿在地毯上推着那辆蓝色小车"嘟嘟嘟"地跑。
那时候他觉得烦。
觉得罗子君没有追求，觉得日子琐碎无聊，觉得凌玲才是那个懂他的人。
现在他终于得到了一个"懂他"的人，一个每天跟他谈预算、谈资源、谈利益分配的合伙人。
他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烟火气这种东西，失去之后，再多的钱也买不回来。
但他不说。
陈俊生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什么都不说。
当年不说，现在也不说。他把所有的悔意压在胃里，跟那些消化不了的酒精和应酬菜一起，日复一日地沤着、烂着。
直到身体替他说了出来。
十一月中旬的那个周四，陈俊生在陪一个地产客户吃饭时，毫无征兆地从椅子上栽了下去。
据同桌的同事后来说，陈总当时脸色突然变得像一张白纸，筷子"啪"地掉在桌上，整个人往前一扑，额头磕在桌沿上，鲜血混着胃液"哗"地吐了一地。
包厢里乱成一团。救护车把他拉到瑞金医院，急诊、抽血、CT、胃镜，一套流程走下来，主治医生的表情越来越凝重。
第二天上午，陈俊生一个人坐在诊室里，听到了那个词——胃癌，晚期，多发转移。
"肝脏和腹膜都有转移灶了，"
医生摘下眼镜，语气平稳却沉重，"保守估计，六个月左右。积极治疗的话，也许能争取到八到十个月，但生活质量会……"
后面的话，陈俊生一个字都没听进去。
他坐在诊室那把冰冷的塑料椅上，手里攥着那张薄薄的诊断报告，脑子里嗡嗡作响，像有一万只苍蝇在飞。
奇怪的是，恐惧不是第一个涌上来的情绪。
第一个涌上来的画面，是平儿。
是平儿三岁的时候，骑在他脖子上逛动物园，小手揪着他的头发，奶声奶气地喊："爸爸快看！大象！大象在喷水！"
是离婚那天，他从那个家搬出去，平儿追到门口，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拽着他的裤腿问——
"爸爸，你是不是不要我了？"
陈俊生低下头，眼泪砸在那张诊断报告上，"胃癌晚期"四个黑色的铅字被洇开，模糊成一团深灰色的墨迹。
他在医院的走廊里坐了整整两个小时，直到窗外的天彻底黑透。
然后，他擦干眼泪，把诊断报告叠好，塞进西装内袋，站起来，走出医院大门。
他没有给凌玲打电话。
他拨出的第一个电话，是给律师的。
02
陈俊生用了整整一周的时间，把自己名下的所有资产梳理了一遍。
婚前全款购入的老房子一套，市值大约八百万；辰星集团的股权折算下来将近一千二百万；几笔银行存款和理财产品加在一起，三百多万。还有一辆车，几块表，零零碎碎的不算。
他坐在律师事务所的会议室里，面前铺了一桌子的文件。
律师是他大学同学，信得过，但听完他的要求之后，还是愣了很久。
"你确定？个人名下百分之八十的资产，全部以遗嘱形式留给……你前妻的儿子？"
"是我的儿子。"陈俊生纠正他，声音很轻，但很坚定，"平儿，陈平。他跟我姓。"
律师沉默了一会儿，说："俊生，你现在的婚姻状况……凌玲那边，你想过吗？这个比例，很可能会引发遗产纠纷。"
陈俊生没有抬头，一页一页地翻着资产清单，手指微微发颤。
"我欠平儿的，"他说，"这辈子还不完了。至少……至少让他以后的路，能好走一点。"
他在遗嘱上签了字。签完之后，在洗手间里吐了一次，马桶里全是暗红色的血丝。
他用水冲掉，洗了把脸，对着镜子里那个面色灰败、眼窝深陷的男人看了很久。
四十二岁，像六十岁。
回到家，凌玲正在客厅里给佳清检查作业。
她抬头看了他一眼："怎么又这么晚？胃药吃了吗？"
"吃了。"
"医院怎么说？"
"老毛病，严重胃溃疡，需要长期调理。"他挂好外套，走进卧室，关了门。
凌玲没有追问。
她甚至没有从沙发上站起来。
陈俊生坐在床边，从西装口袋里摸出那辆蓝色玩具车——他那天从办公室带回来之后，就一直揣在身上——放在床头柜上，盯着看了很久。
车漆剥落的地方，露出冷白的金属底色，像一块愈合不了的伤疤。
他开始偷偷接受化疗。
每周两次，他谎称去外地出差，实际上在医院的肿瘤科里，挂着化疗药水，忍受着翻江倒海的呕吐和浑身像被火烧一样的疼痛。
头发开始大把大把地掉，他就剃了个板寸，跟同事说换个形象。
体重骤降了十几斤，他说在健身减脂。
所有人都信了。
或者说，所有人都不在乎到那个程度，以至于根本不会去追问。
只有深夜，化疗药的副作用像潮水一样涌上来的时候，他蜷缩在卧室的地板上，把脸埋在膝盖里，浑身的骨头都在疼，冷汗湿透了整件T恤。
他咬着自己的手背，一声都不敢出。
隔壁房间里，凌玲睡得很沉。
纸终究包不住火。
转折发生在十二月的第一个周末。
陈俊生去医院做了一次复查，结果不太好——癌细胞扩散的速度比预期更快，肝脏上的转移灶又多了两个。
医生委婉地建议他"安排一下后事"。
他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忘了把新一轮的检查报告从公文包里拿出来。
凌玲翻到了。
不是偶然。
她已经疑心很久了。
陈俊生瘦得太快，脸色太差，频繁"出差"却从来不带行李，手机里多了好几个陌生号码。
她一开始以为他在外面有人了，打定主意要抓个现行。
那天下午，趁陈俊生在书房里开电话会议，凌玲打开了他的公文包。
检查报告、病历本、化疗方案——白纸黑字，冷冰冰地摊在茶几上。
然后，她翻到了最下面那份文件：遗嘱公证书。
凌玲的手指一开始是抖的。
她逐字逐句地看完了整份遗嘱，脸上的血色一点一点地褪干净，最后白得像一张被雨淋湿的宣纸。
婚前房产——归陈平所有。
辰星集团股权的百分之六十——归陈平所有。
个人存款及理财账户余额的百分之八十——归陈平所有。
留给她和佳清的，只有那套婚后共同还贷的小公寓，和剩余的百分之二十。
凌玲把遗嘱摔在茶几上，走到书房门口，一脚踹开了门。
"陈俊生！"
她的声音尖锐得像碎玻璃扎进耳膜，书房里的空气瞬间凝固了。
陈俊生挂断电话，看到凌玲手里的文件，脸上的表情，从错愕，到了然，最后归于一种死灰般的平静。
"你都看到了。"
"胃癌晚期？！"
凌玲把病历甩到他脸上，纸张擦过他的颧骨，留下一道浅浅的红痕，"你瞒了我多久？一个月？两个月？你拿我当什么？！"
陈俊生没有躲。他靠在椅背上，看着凌玲扭曲的面孔，忽然觉得很累。
"凌玲，我不想跟你吵。"
"你不想跟我吵？！"
凌玲一把抓起那份遗嘱，死死攥在手里，指甲几乎掐进纸张，"你把所有的东西都留给罗子君的儿子，你跟我说你不想吵？！陈俊生，当年你为了我抛妻弃子，你嘴里说的爱我、说的给我一个家、说的一辈子——现在你要死了，你心里只有平儿，我和佳清在你眼里到底算什么？！"
窗外的雨越下越大，噼里啪啦地砸在玻璃上，像无数只手在疯狂拍打。
陈俊生沉默了很久。
久到凌玲以为他不会回答了。
然后，他开口了，声音很低，很平，像一潭死水：
"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两件事。一件，是对不起子君和平儿。另一件——是娶了你。"
凌玲像是被一巴掌抽在了脸上，整个人往后踉跄了一步，眼眶猛地红了，嘴唇哆嗦了半天，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屋子里安静了足足有十秒钟。
窗外的雨声大得像要把整栋楼吞掉。
然后凌玲笑了。
那种笑，不是释然，不是苦涩，是一种被逼到绝路之后、破罐子破摔的、恶狠狠的笑。
她转身走出书房，回到卧室，关上门。
陈俊生听到卧室里传来翻找东西的声音，他没有动。他太累了。化疗的后遗症让他的四肢像灌了铅一样沉重，脑子里一片混沌，他只想闭上眼睛，什么都不想。
他不知道的是，凌玲在卧室里，拿起了手机，翻出了一个存了很久、从未拨出过的号码。
罗子君的号码。
她深吸一口气，按下了拨出键。
电话接通的那一刻，凌玲的声音出奇地平静，甚至带着一丝残忍的愉悦——
"子君啊，好久不见。有件事，我觉得你应该知道。你前夫，陈俊生，胃癌晚期，活不过半年了。哦对了，他把百分之八十的遗产，都写在了你儿子名下。你要不要来看看？"
电话那头，安静了很久。
凌玲等着——等着罗子君的惊慌、失态、甚至哭泣。
她想看这出戏最热闹的部分。
她想让陈俊生的所谓赎罪，变成一场所有人都难堪的闹剧。
但罗子君只说了一句："我知道了。"
然后，挂了。
03
罗子君挂掉电话之后，在深圳的家里站了很久。
客厅的灯开着，暖黄色的光铺满整个房间。
平儿在自己的小书房里写作业，隐约能听到他嘴里念念有词背英语单词的声音。
窗外是深圳十二月的夜，温度比上海高了十几度，空气里带着一丝温润的潮意，远处的高楼灯火辉煌，像另一个世界。
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没有抖。
心里有没有波澜？
有的。
但那种波澜，不是为陈俊生这个人，而是一种更复杂的、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像一块早已愈合的旧伤疤，突然被人指着说"你看，这里当年裂开过"，疼倒是不疼了，只是会下意识地摸一摸。
她去厨房倒了一杯水，慢慢喝完。
然后拿起手机，给唐晶发了一条消息："陈俊生胃癌晚期，凌玲打电话告诉我的。他把遗产留给平儿了。"
唐晶的回复几乎是秒回的："你打算怎么办？"
"回一趟上海。"
"需要我陪你吗？"
"不用，我带律师。"
三年的时间，足够改变一个人。
三年前的罗子君，接到这通电话，可能会慌，会怕，会不知所措，会下意识地想要去依靠谁。
但现在的罗子君，不会了。
她在深圳从零开始，做过销售、跑过客户、啃下了行业里最难拿的几张资质证书，现在是一家中型咨询公司的项目总监，年薪不算惊人，但足够她和平儿在这座城市里活得体面而踏实。
她是自己的靠山。
第二天一早，她把平儿送到学校，订了下午飞上海的机票，然后给合作过的律师打了个电话，约他同行。
她没有先去医院。
她要去的第一个地方，是陈俊生和凌玲的家。
上海那天又在下雨。
十二月的雨，冷得刺骨，打在脸上像细碎的针。
罗子君站在那栋高档小区的楼下，穿着一件黑色的羊绒大衣，身边跟着一个拎公文包的中年律师。她仰头看了看那扇亮着灯的窗户，深吸一口气，走了进去。
门铃响了两声。
开门的是陈俊生。
他刚做完这周的第二次化疗，整个人瘦得像一具被抽干了水分的标本。
颧骨高高凸起，眼窝深深凹陷，嘴唇干裂发白，板寸头下的头皮清晰可见。身上套着一件明显大了两号的灰色家居服，领口空荡荡的，锁骨像两道嶙峋的山脊。
他打开门，看到罗子君的瞬间——
整个人僵住了。
像被施了定身术一样，一只手还握在门把手上，另一只手无意识地垂在身侧，微微痉挛着。
他的嘴唇动了几下，像是想说什么，但喉咙里像塞了一团干棉花，发不出任何声音。
罗子君看着他。
三年没见，她几乎没认出来。
不是因为他瘦了，而是因为他眼睛里的东西变了。
三年前的陈俊生，再怎么疲惫，眼神里都有一种精明的、向上的光；现在那道光灭了，剩下的只有一潭浑浊的、灰蒙蒙的死水，水底沉着说不清的悔意和恐惧。
"进来说吧。"罗子君的语气很平，像在跟一个普通的客户谈项目。
陈俊生侧过身，让她和律师进了门。
客厅里，凌玲坐在沙发一角，双臂抱在胸前，脸上挂着一种看好戏的、阴恻恻的笑。
她特意化了妆，穿了一身得体的居家装，仿佛这不是一场对峙，而是她精心安排的一出独幕剧。
"子君来了啊，"凌玲开口，声音里带着刻意的亲热，"快坐，喝点什么？"
罗子君没看她。
她的目光扫过客厅——装修精致，软装考究，茶几上摆着一束新鲜的尤加利叶，空气里弥漫着某种昂贵的香薰味。一切都很完美，很体面，像一个样板间。
唯独缺少一样东西——烟火气。
陈俊生从卧室里拿出了那份遗嘱，双手捧着，递到罗子君面前。
他的手在抖。
不是微微地抖，是那种控制不住的、从骨头深处传上来的剧烈颤抖，遗嘱的纸张被他攥出了褶皱，边角都被汗水洇湿了。
"子君……这是我……这是我能给平儿的，最后的东西了。"
他咽了一下口水，喉结艰难地滚动了一次。
"我知道，我没有资格说这些话。我知道这些年，你一个人带平儿……很苦。但我真的……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这笔钱，够平儿读到大学毕业，够他以后买房、成家……至少让他以后的路，能好走一点。就当是……就当是我这个做父亲的，最后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