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2002年2月份，武昌一起名誉起诉官司引来了社会的热议。

如果是寻常的官司，普通人不会如此关注，只因本案的被告是毛泽东的儿媳妇刘思齐，原告是上海早期地下党成员董健吾的儿子董龙飞。

案件起因是刘思齐受邀在武汉理工大学进行了一番演讲，深情追忆了教员长子毛岸英的生平事迹。

不过在讲到毛岸英在上海流浪期间，刘思齐有意无意提到了：“毛岸英、毛岸青两兄弟流浪时，过的非常辛苦。除了没给资本家当干儿子和沦落为小偷，为了谋生，其他都干过，就像三毛流浪记中的三毛一样，流浪了五年之久。”

董家后人之所以如此愤怒，甚至不惜将刘思齐告上法庭，主要是认为刘思齐过于夸大了毛岸英、毛岸青悲惨的流浪生活，属于混淆历史事实。

其言外之意是将两个孩子遭到不幸的罪责归咎于董健吾一人身上。以至于社会舆论对董健吾的后人多有指责，严重影响其正常生活。

那么事实真如刘思齐所说，毛岸英、毛岸青流浪了五年之久呢？最终，谁又打赢了这场官司呢？

大革命失败后，红军的处境危在旦夕，毛泽东迫不得已将发妻杨开慧留在了老家。

可湖南的国民党反动派何键却不会放过这个斩草除根的机会，动用了一切资源寻找革命家属，杨开慧就不幸落入了何键的监牢之中。

1930年11月，谨守秘密的杨开慧被何键处死，留下了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三个孩子。

湖南省党委地下组织考虑到孩子的安全，认为湖南已经是一个是非之地，必须要将三个孩子送到其他地方。

几番讨论，一致认定上海是最佳地点。

那时的上海是租界地区，国民党的黑手暂时无法触及；同时，上海濒临海边，海上交通便利，必要时可以前往苏联。

于是湖南地下党联系到了在上海工作的同志，于1931年春由一位40岁左右的妇女将三个孩子护送到了上海。

经上海地下党的安排，三个孩子从此隐姓埋名，进入了大同幼稚园。

大同幼稚园表面很普通，也的确抚养幼儿，可背后的股东实际上是中共。

“四一二”事变后，许多革命烈士惨遭屠戮，因而有许多烈士遗孤流落街头，还有些侥幸活下来的革命者去农村开辟了根据地，子女则在城市如水中浮萍，四处漂流。

出于保护革命后代的原因，在上海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指示，由革命互济会（又叫做“赤色互济会”）出资，在1930年3月开办了大同幼稚园。

初期，大同幼稚园收留了30多个烈士遗孤和领导人子女。

大同幼稚园开在上海，需要一个本地人出任园长，才不至于遭到国民党的怀疑。于是有人推荐了还是基督教牧师的董健吾。

董健吾此人，出生于上海青浦县，祖母的弟弟沈叔揆是南洋公学第一届师范生。不过他并没有进入南洋公学的教育系统，而是选择了教会学校。

从青浦圣公会小学、苏州桃坞中学一直读到圣约翰大学。

董健吾之所以选择在基督教圣公会的教育系统内求学，是因为当时在青浦祖母家的女传教士鲍小姐的介绍。

考入圣约翰，是因为他在桃坞中学踢足球时，结识了一个外国人，得到了这名外国人的保送。

在圣约翰大学，董健吾门门功课都很优秀，从而得到了卜舫济的赏识。

当董健吾毕业后，圣约翰大学的董事——上海基督教会就有意培养一个中国的校长，卜舫济就看中了董健吾，让其到扬州、西安办学，积攒资历，增加声望。

不过由于“六三事件”，董健吾骨子里的民族主义开始肆意生长，离开了圣约翰学校，赶赴西安投奔了冯玉祥，任随军牧师。

1928年，在冯玉祥处，董健吾接触到了马列主义，深以为然，觉得这就是拯救中国走向富强的药方，他便加入了中共。

11月底，董健吾回到上海，加入了中共特科第二科，主管提供信息，收集情报，参与营救。

值得一提的是，在特科工作，董健吾还和最大叛徒顾顺章有过交际。

根据董健吾儿子董云飞的说法，顾顺章在汉口登台表演时，曾想让董健吾当副手，一起变戏法。

董健吾还对董云飞说：“他求我帮忙，可我这个手艺比他玩得还六，是美国教授Putnun亲自教授的正宗戏法。”

根据史料记载，1925年6月至1931年7月董健吾借着上海圣彼得堂牧师的身份，将大同幼稚园开办得有声有色。

不过那时教员受到排挤，毛岸英三兄弟的真实身份是绝对保密，就连董健吾也不知道。向他介绍情况，也只是说：“这三个孩子是烈士后代，每月组织上付给你30元生活费，由你照料他们。”

可惜的是，毛岸龙年龄最小，身子最弱，不久就因病夭折了。

到了1932年的春夏之交，上海的政治环境变得不再那么安全，街上到处都是可疑的暗探。大同幼稚园被迫停办，园内孩子都陆续分散作了安置。

毛岸英、毛岸青就化名“永福”、“永寿”，住在了董健吾家。

8月份，毛岸英、毛岸青又被送到凤阳路修德里12号，这里是董健吾黄慧光家。

这样安排，一来是考虑到董健吾的牧师身份，便于遮人耳目，二来董健吾家里有两三个小孩，再多一两个，也不碍眼。

如果有人上门查户口，大可以说是亲戚家的孩子，放在这里寄养。

不过这时董健吾的前妻黄慧光并不通情达理，胸襟也不开阔，对毛岸英、毛岸青兄弟总是另眼看待。

加之由于孩子太多，互相之间免不了打打闹闹。

董健吾又不可能时时刻刻待在家中，处理这些琐碎小事，两兄弟遭到不公，一度负气离家出走。

董健吾了解了情况，大声斥责了妻子一番，立即将情况报告了“特科”领导邱吉夫。

当时只有少数几人知道两兄弟的身份，因此布置了地下党员分地区仔细寻找，主管情报工作的徐强（对外称“老金”）就是其中之一。

徐强接到任务，发动了自己的妻子李云，对李云说：“你要想尽一切办法找到了两个男孩，大的约十三四岁，小的只有十一岁，他们很重要，关系到党和革命的前途。”

“特科”的纪律非常严格，尤其是情报工作，对上级的命令必须是绝对服从，不能问也不许问。

李云接到任务，意识到这两兄弟绝不是一般的孩子，在上海的老西门、八仙桥菜市场找了很久。

几周过去了，李云一无所获。那么毛岸英、毛岸青两兄弟又是谁找回来的呢？

这的确是一件历史谜案。根据《雪峰纪事》的说法：“经过一个多月的多方寻找和奔波，冯雪峰终于在我党领导下从事秘密工作的董健吾家中，找到了毛泽东的两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

最大的可能性还是董健吾及其家人，感觉辜负了党的委托，心中有愧，就发动了全家在上海各个街头寻找毛岸英、毛岸青。

毕竟董家最了解两兄弟的脾气秉性，最熟悉上海的各条小道，找两兄弟最容易。

后来，冯雪峰觉得上海也不再是一个安全之地，和董健吾一商量，还是送到苏联最为合适。

可怎么送呢？这又困扰着冯雪峰和董健吾。正当两人焦头烂额之际，一个时机适时出现了。

1936年4月，和宋庆龄交好的董健吾护送了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了延安。

途径西安时，张学良特别依仗董健吾这个信使，希望能通过董健吾，和中共探讨合作的事宜。在西安做客，董健吾抓住了一个机会。

有一次，董健吾得知赵四小姐失手打碎了几件古玩，心痛得连饭都吃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