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3月31日，刘志丹率红28军渡河东征，不久牺牲于山西战场。关于刘志丹牺牲一事，现今较多的说法称他于4月14日指挥攻打中阳县三交镇时意外身亡参见李吉：《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征记述》，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06页；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延安地委党史研究室：《刘志丹》，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5—46页；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30页；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刘志丹传略》，《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741—742页；《中国共产党陕西历史》第1卷，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7—228页。然而仔细剖析国共双方留存下来的关于红军东征的原始史料可知，此说大有可商榷之处。长久以来，围绕刘志丹之死有不少谣言传播流布，致使刘志丹牺牲事已成“扑朔迷离、莫衷一是之‘谜’……有时也对毛泽东等一些历史当事人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魏德平：《刘志丹牺牲之“谜”考辨》，《延安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因此，澄清刘志丹牺牲的相关史实，不仅涉及这位西北革命根据地和西北红军的主要创始人、我军36位军事家之一的生平履历，而且事关红军东征史事的准确表述，更可回应相关政治谰言的恶意中伤。本文不揣浅陋，拟在梳理相关一手资料基础上就1936年红军东征期间堪称重大的刘志丹牺牲一事再作探究。不当之处，敬请学界师友批评指正。

一、刘志丹牺牲事诸记载

刘志丹阵亡的消息最早出自敌方披露。《阎方发布的红军东征战况》1936年4月14日记：“刘志丹于今晚在中阳县三交镇南山，被阎军孙楚部徐团击中，弹由脊背穿透前胸，不久牺牲。”《阎方发布的红军东征战况》，《山西文史资料》第17辑，1981年印行，第62页。按：红军东征期间，《晋阳日报》曾详细报道红军转战山西及晋方的迎战情况，前清举人、太原晋祠赤桥村村民刘大鹏曾将此类报道按事发日期整理抄录。《山西文史资料》后以《阎方发布的红军东征战况》为题刊载。《晋阳日报》是民国时期山西的一份重要报纸，1937年10月太原沦陷前停刊。4月21日，天津《大公报》据中央社电讯报道：“我军徐团在中阳石楼沿河一带搜剿残匪，十七日游击至宋家沟山头，遇匪数名，追捕三名……据俘匪薛栋耀供称，刘匪子丹（即刘志丹——引者注）确于十四日晚在三交南岳被我军击中，弹穿前胸，传已死亡。”《高桂滋昨由平到并谒阎协商晋陕联防剿匪问题》，天津《大公报》1936年4月21日。西安《西北朝报》次日报道：“据投诚匪李鸿基、范中华供称：……刘匪子丹寒日（即14日——引者注）在三交南山受重伤，子弹由脊背穿透前胸，有即时死亡之说云。中央社。”转引自苏志纬：《刘志丹同志究竟牺牲于何时》，《西北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则在5月2日记道：“陕息，日前刘子丹在三交附近受伤，顷已毙命。”《徐永昌日记》第3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第420页。按：该日记将“刘志丹”“阎锡山”写作“刘子丹”“闫锡山”，“红军”写作“匪军、共匪”，本文引用时保持原貌。

我方最早记载刘志丹牺牲事的是当时担任红1军团1师3团政治委员的萧锋。4月16日，他在师部见译电员送来电报，师长陈赓阅后起立脱帽，政委杨成武见状也起立，参谋长耿飚念电文：“军团转野司电，四月五日在晋西南三交镇，刘志丹军长组织战斗，在冲锋中被敌机枪狂射，刘志丹军长光荣牺牲。”萧锋：《长征日记》，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第182页。4月26日，《红色中华》报道了后方军民追悼刘志丹事，并称刘志丹“东进抗日讨阎，不幸于此次三交镇战斗中光荣的牺牲了！‘政治委员你带着队去消灭敌人吧’！这是他最后的一句话”《追悼刘志丹同志》，《红色中华》第271期（1936年4月26日）。当年夏秋，深入陕北苏区采访的埃德加·斯诺也在《西行漫记》中写到，刘志丹“在东征途中牺牲”，他在“领导突击队袭击敌军工事时受了重伤”〔美〕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186、187页。

全民族抗战时期，随着对西北革命根据地创建历程及对刘志丹的卓越贡献与政治品质的深入了解，中共中央开始高度肯定并高规格纪念刘志丹参见魏德平：《延安时期中共中央高规格纪念刘志丹原因探析》，《苏区研究》2023年第6期。1940年，中央指示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志丹县修建烈士陵园。1943年4月，刘志丹遗骸迁葬新陵。《解放日报》发文称他“二十五年，率部东征……于是年四月中旬于猛攻三交坚固工事之役，负伤阵亡”《刘志丹同志革命史略》，《解放日报》1943年4月23日。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也撰文称，1936年4月中旬，刘志丹“在猛攻三交坚固工事的战役中负伤阵亡”高岗：《向刘志丹同志学习》，《解放日报》1943年4月24日。毛泽东为陵园纪念碑题写碑文：“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毛泽东年谱》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第439页。

此处毛泽东所说刘志丹“意外牺牲”的含义，同一时期周恩来与人细说过的刘志丹牺牲事应是其注解。1935年的“陕北肃反”曾使刘志丹等人命悬一线。曹瑛在回忆延安整风中的“抢救运动”时说，“陕北肃反”把刘志丹抓起来了，“幸亏长征胜利，中央红军到了陕北……再晚一点刘志丹同志就会被杀害的。周恩来同志跟我说过，志丹同志是在战场上牺牲的，本来他是高级指挥官，没必要去冲锋陷阵，他就是为了洗刷自己，证明自己不是什么特务，宁可冲锋陷阵牺牲自己……没有这个肃反运动刘志丹同志也不至于牺牲”曹瑛：《在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和七大》，《中共党史资料》第58辑，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第11页。按：曹瑛（1908—1990），湖南平江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后在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工作。1941年底回延安，任职于中央办公厅。抗战胜利后赴东北工作。周恩来向曹瑛讲述刘志丹牺牲事，应是与曹瑛同在南方工作期间。毛泽东曾说刘志丹“意外牺牲”，便有论者臆测其间必有隐情。黄罗斌回忆，刘志丹获释后曾对大家说：“中央来了，把我们放出来了，救了我们的命，大家就再不要说啥了，好好工作吧！今后我们要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奋斗，要在战场上英勇拼杀，让党在实践中考验我们，我们对党是忠贞不二的！”黄罗斌：《具有崇高品德的领袖人物——纪念刘志丹同志牺牲四十八周年》，《甘肃日报》1984年4月16日。东征出发前夕，刘志丹对妻子同桂荣说：“人的一生中一定会碰到有人耍手段、搞诡计，但我对同志总是以真诚对待的……我这次上前线，是再次去为我的信念而奋斗，又一次表白我对国家、对人民、对党的忠诚，为救国救民我可以贡献出一切。”同桂荣：《离别时分》，《刘志丹纪念文集》，第483页。路经神府苏区时，刘志丹还对张秀山说：“我们到底是不是‘右’派反革命（‘左’倾分子仍在散布这种言论），在战场上让他们看！党中央毛主席总有一天会把这些事情搞清楚的。”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94页。

综上所述，刘志丹牺牲于红军东征期间的“三交”战斗。此“三交”敌方称“中阳三交”，萧锋记作“晋西南三交”，《红色中华》《解放日报》笼统写作“三交”。关于烈士牺牲的日期，敌方记作“4月14日”，我方在烈士牺牲当月的报道中没有提及，萧锋记为“4月5日”，七年后出现“4月中旬”说。关于烈士牺牲的状态，敌方记作“子弹由脊背穿透前胸”，我方称刘志丹“率部猛攻三交坚固工事牺牲”“冲锋中遭敌机枪狂射”。

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期，因高饶事件缘故，西北革命历史鲜被提及，这一状况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始有改变。1977年8月，《人民日报》刊载中共志丹县委、县革委会纪念刘志丹专文。文章写到，1936年“四月间的一天晚上，围攻三交镇的战斗打响了，刘志丹同志亲自到一团指挥所。在前沿阵地上，他迎风站在高处……敌人的机枪突然射来一阵子弹，刘志丹同志不幸胸部中弹，当即昏迷过去。清醒过来之后，他以坚强的意志，顽强的毅力，告诉身边的同志：‘赶快消灭敌人！’说完就停止了呼吸”《忠心耿耿为党为国——怀念刘志丹同志》，《人民日报》1977年8月4日。1979年2月，《人民日报》刊文披露周恩来1970年缅怀刘志丹的谈话，周恩来再次肯定刘志丹“攻打三交牺牲”胡思升：《围绕血统论问题的一次谈话》，《人民日报》1979年2月19日。翌年4月，张秀山发表的纪念文章也称，刘志丹“一九三六年四月一日在山西中阳县三交镇的战斗中壮烈牺牲”张秀山：《裹革沙场，虽死犹存，纪念先烈，以启后人——纪念刘志丹同志牺牲四十四周年》，《红旗》1980年第7期。与此前记载相同的是，张秀山认为刘志丹是在战斗中牺牲的，不同处则是认为刘志丹的牺牲地“三交”是中阳三交，牺牲日期为“4月1日”。随之就有党史工作者写出首部翔实的《刘志丹传略》。该传略就刘志丹牺牲事称，1936年3月初，刘志丹率部由山西省兴县罗峪口东渡黄河；30日晚指挥围攻中阳县三交镇，4月1日在前沿阵地观察敌情时左胸中弹牺牲参见李振民、张守宪：《刘志丹传略》，《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按：应是受限于可见史料，该文未能厘清刘志丹率军于3月31日东渡黄河这一事实，似乎也忽略了3月份的31日。但随即就有学者质疑称，距烈士牺牲七年出现的“4月中旬”牺牲说不宜忽视，并引前述《大公报》《西北朝报》的报道加以佐证苏志纬：《刘志丹同志究竟牺牲于何时》，《西北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

显然是由“中阳三交”“4月14日”“突然中弹”组合而成，刘志丹1936年4月14日指挥攻打中阳县三交镇时被敌机枪冷弹击中牺牲的说法逐渐传播开来，并成为关于刘志丹牺牲事的“权威”叙述。也是从1980年起，与此前数十年的沉寂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关于刘志丹牺牲事的口述史料开始大量涌现。但必须指出的是，此类史料之间的互相抵牾甚为严重。如关于中阳三交战斗的开始时间就有拂晓、上午九时、上午十时说参见《宋任穷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第90页；刘有明：《跟随刘志丹军长转战晋西北的回忆》，中共山西省石楼县委宣传部编：《红军东征——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战略行动》（下），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第543页；李生有：《刘志丹牺牲的经过》，《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6页。刘志丹中弹牺牲时间有中午、下午两点、晚上中弹次日上午牺牲说参见裴周玉：《刘志丹指挥的最后一仗》，《革命英烈》1981年第2期；谢文祥：《在给刘志丹当警卫员的日子里》，《革命英烈》1981年第2期；李生有：《刘志丹牺牲的经过》，《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第26—27页。有人说红军攻克中阳三交，有人说终未攻克参见谢文祥：《在给刘志丹当警卫员的日子里》，《革命英烈》1981年第2期；《宋任穷回忆录》，第91—92页。关于刘志丹中弹的经过及牺牲时身边人员是谁亦有多个迥然不同的说法参见裴周玉：《刘志丹指挥的最后一仗》，《革命英烈》1981年第2期；谢文祥：《在给刘志丹当警卫员的日子里》，《革命英烈》1981年第2期；刘有明：《跟随刘志丹军长转战晋西北的回忆》，《红军东征——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战略行动》（下），第543页。

上述混乱现象应该是引起了陕西党史工作部门的重视。20世纪90年代初，有关机构就刘志丹牺牲日期再度立论，认为“1936年4月14日的说法较为可靠。主要根据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史研究部关于东征的档案资料、周士第日记、志丹牺牲时在身边的军委驻红28军特派员裴周玉、志丹的警卫员谢文祥及红28军有关干部伍晋南、于占彪、白寿康、高克恭、杨树元等同志访问记录。另据天津《大公报》（1936年4月21日）、西安《西北朝报》（1936年4月22日）亦记为4月14日”《刘志丹》，第49页。但此后仍有论著提出不同的刘志丹牺牲事。如《周恩来年谱》“1936年4月23日”条就写道：“刘志丹在四月上旬攻打三交镇战斗中牺牲。”《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312页。《张闻天年谱》“1936年4月24日”条指出，刘志丹在本月上旬攻打山西省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牺牲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222页。关于刘志丹牺牲的时间，上述两部年谱都写作“4月上旬”；关于烈士牺牲的状态，均称“战斗牺牲”；关于刘志丹的牺牲地，《周恩来年谱》笼统写作“三交镇”，《张闻天年谱》与上述“权威”叙述一致。21世纪初，原晋绥军方克猷旅团长章拯宇之子章兆丰据父辈们的讲述撰文称，1936年3月27日，章团在中阳县冀家垣偷袭刘志丹部，刘志丹中机枪弹落马，抵达三交渡口身亡章兆丰：《刘志丹牺牲的冀家垣战斗》，《文史月刊》2001年第2期。章团营长史泽波也有类似讲述，但他称此战事发离石县吉家中垣史泽波：《一个败军之将的自述》，《河北文史资料》1991年第1期。还有自称是刘志丹警卫员的刘贵叶说，1936年3月31日晚，红28军进攻三交；次日下午，刘志丹率参谋、警卫班副班长小王和他赴前沿阵地视察，他传达刘志丹的撤退令返回原地后只见小王；小王称刚才敌军突袭冲散部队，敌人曾向一土坑开枪，他俩遂在坑里找到刘志丹遗体；轮流背负数日后至黄河边，以偶得之羊皮筏子渡河后，将刘志丹的遗体交由地方转送瓦窑堡，他与小王住进医院，后者随即不治身亡参见刘贵叶口述，栾国康、田惠整理：《护送刘志丹遗体险归陕北》，《党史纵横》2007年第3期。

二、对所谓中阳三交战斗的考辨

由上可见，现今史料中的刘志丹牺牲事，的确堪称扑朔迷离。但有一点则是一以贯之且异常明确的，那就是刘志丹牺牲于红军东征期间的“三交”战斗。因黄土高原沟壑纵横的地形特点，山西各地“交口”“岔口”“三交”之类地名甚多。因此确定刘志丹曾与敌军战于何处“三交”就是问题的关键，这就首先需要对是否有过中阳三交战斗予以考辨。

1936年3月10日兑九峪战斗后，鉴于晋绥军重兵拦截于吕梁山隘口的态势，东征红军总部决定派红1军团附红15军团81师沿同蒲路南下打出外线，几天后续派红15军团75师、78师北上，总部留晋西接应。山西方面随之作出应对：陈诚指挥援晋国民党中央军“围剿”右路军，杨爱源率领晋绥军“追剿”左路军。4月6日，左路军在晋西北临县白文会合28军后南下，12日进至中阳县金罗后分头行动。当时担任红15军团参谋长的周士第在12日记载到，他们于1时由金罗出发时，“骑兵连、手枪团回报，敌已阻其去路，同时接方面军电示向东绕道，并令28A，单独行动（向三交镇方面）相机袭击三交镇。我们二时出发，经中阳以北高山小道至十四时到三角庄与师庄之间，与敌一团遭遇，俘敌团长郭登瀛及敌兵四五百名”《东征日记选·周士第日记》，中共山西省石楼县委宣传部编：《红军东征——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战略行动》（上），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第298页。按：“28A”即28军。14日记：“各部均到大麦郊。”《东征日记选·周士第日记》，《红军东征——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战略行动》（上），第299页。彭德怀、毛泽东14日晚一电文中也说：“十五军团三角庄胜利后不能不到大麦郊休息，他们减员颇大，必须整顿。”参见《彭德怀、毛泽东关于破坏河防与寻敌作战不宜兼顾致林彪、聂荣臻电》（1936年4月14日），《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军事斗争》（1），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第339页。徐永昌4月12日记：“北窜匪今早在离石东南中阳东北之某处与第二纵队之姜旅遭遇，战颇烈。”《徐永昌日记》第3册，第405页。按：“姜旅”即姜玉贞旅，郭登瀛团属姜旅。14日记：“经兴、临、离南回窜之匪在中阳东北稍予打击即分三股，一向关上，一向关上东方，一向关上西方分窜。”《徐永昌日记》第3册，第406页。15日记：“北匪大部约二千余（即中、东两股）在弓阳镇、兑九峪之间，其一部约千余（即西股）已窜至三交（守兵只两班，当时避而北撤，闻援队即到），即分以若干西渡、若干南窜。”《徐永昌日记》第3册，第408页。此处“北匪中、东两股在弓阳镇、兑九峪之间”显即14日15军团75师、78师进至大麦郊事，“西股已窜至三交”显即28军进占中阳三交事受限于资讯条件，《徐永昌日记》所记载的战场情况一般都有十几个小时的时间差。由《徐永昌日记》可以清晰地看出，1936年4月14日，红军不战而占中阳三交，因此多年来频现于各史著的中阳三交战斗，实际上并不存在，以下史实亦可佐证此点。

其一，1936年4月后山西方面已撤尽黄河河防。有学者指出，确保掌控山西是阎锡山处理一切问题的最高准则，中央军入晋后力推江西时期“围剿”红军的堡垒战术，但阎锡山对筑碉不甚积极，意在“逐匪速去”；红军东征期间，阎锡山始终不封河，意在“迫匪西去”，方针是全力抗击，但也为红军留出撤离通道参见邓野：《阎锡山对红军东征的拦截及其多方政治周旋》，《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5期。这一论断可在《徐永昌日记》中找到印证。4月5日记：“闻我河防完全撤尽。”《徐永昌日记》第3册，第401页。9日记：“闫先生在防匪东渡时之不守河，一意孤行，以为郭樊之事可以再现；在匪已分窜之后，不甚注重封河是希图迫匪西去（对北窜之匪尤然）。”《徐永昌日记》第3册，第403页。按：“郭樊之事”指以下两件史事：1917年5月，陕西民军首领郭坚由临晋县攻入山西，后被击溃；1925年8月，建国豫军樊钟秀部入侵山西，后在晋军的重围下退回河南。15日记：“余更谓：一、兴、临河防不固，必须增兵并严令杨光甫负责……闫先生以为不必，缘匪有西渡模样。”《徐永昌日记》第3册，第407—408页。按：晋绥军第71师师长杨耀芳，字光甫。21日记：“两日间闫出对封河讨论极多，结果仍令退后配备。”《徐永昌日记》第3册，第413页。

其二，两支红军打出外线后晋西再无敌重兵。原红28军人员回忆，在中阳三交战斗中，敌人兵力优厚，有“一个团部，两个营，还加一个炮兵连”“一主力团和保安团”“一个主力团把守三个碉堡”等多个说法参见《宋任穷回忆录》，第90页；裴周玉：《刘志丹指挥的最后一仗》，《革命英烈》1981年第2期；张汉民：《刘军长率领我们东征》，《刘志丹纪念文集》，第448页。但事实上，两支红军打出外线后，晋西重兵立刻就被调开。东征红军总部4月2日电告徐海东等：“临县、方山、离石、中阳、汾阳一带，仅七十一师方旅两团，丁旅一团，甚为空虚。”7日再告：“柳林、离石、吴城、留誉、中阳甚空虚。”13日通报：“沿河守备及义牒、石楼城一带仅两团人，其余均集中中阳城向十五军团进攻。”《彭德怀、毛泽东关于红十五军团部署等致徐海东、程子华等电》（1936年4月2日）、《彭德怀、毛泽东关于红十五军团分布于方山、离石一线致徐海东、程子华电》（1936年4月7日）、《彭德怀、毛泽东关于红二十八军相机消灭三交、转角等地之敌等致刘志丹、宋任穷电》（1936年4月13日），《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军事斗争》（1），第312、321、334页。按：“方旅、丁旅”即方克猷、丁炳青旅。

其三，4月14日晋绥军追击部队仅是前锋进至中阳县城。各路红军渐向晋西集中后，北部晋绥军的追击行动明显放缓红军向晋西集中、回陕态势明朗后，晋绥军即取在后跟随“遥遥相送”之势，红军西渡后阎锡山还假意向蒋介石自请处分；而南边的国民党中央军则乘势猛攻，红军东征期间的重大伤亡集中发生在此时期，如在4月18日隰县苏家庄阻击关麟征师的战斗中，红1军团伤亡惨重，2师参谋长钟学高牺牲，5团政委林龙发重伤后牺牲。参见李吉：《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征记述》，第145页；贺进贤：《红军和国民党军在苏家庄的战斗》，《红军东征——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战略行动》（下），第653—655页。按：李吉书称钟学高是2师副参谋长，不确。时为晋绥军208旅旅长陈长捷回忆：“杨效欧师紧追红军过吴城西，先头姜玉贞旅追到弓阳镇附近山区，被红军布置了一个反击，一个团立被歼灭，团长亦被俘。由是李、杨两部起了疑惧，不敢再追，均停止于军、汾线上。”陈长捷：《阎军在陕北和晋西对红军作战资料》，《山西文史资料》第12辑，1981年印行，第38页。按：军汾线即军渡至汾阳公路。徐永昌4月15日记：“舒民部在关上一带，毅如部在三泉一带。”《徐永昌日记》第3册，第408页。按：晋绥军72师师长李生达，字舒民；66师师长杨效欧，字毅如。东征红军总部4月14日晚通报：“目前北敌集中中阳附近……数日后北敌必至关上、中阳、兑九域之线。”《彭德怀、毛泽东关于破坏河防与寻敌作战不宜兼顾致林彪、聂荣臻电》（1936年4月14日），《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军事斗争》（1），第339页。16日晚再报：“孙楚仍在中、石，李生达到关上，杨效欧向兑九峪……十五军团大麦郊，二十八军本日石、永间。”《彭德怀、毛泽东关于敌情及红军各部队部署致林彪、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等电》（1936年4月16日），《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军事斗争》（1），第344页。按：此处“中、石、永”即中阳、石楼、永和。由此可见，4月14日晋绥军追击部队仅是前锋进至中阳县城，16日才整体进至呈“L”形的中阳、关上、兑九域线，西距三交仍有数日行程。因此红28军不仅是不战而占中阳三交，而且此后南下也不会遭遇敌军。

其四，红28军不具备攻坚战力。该军系东征前夕由陕北地方武装编组而成，兵力仅1200余人，武器装备落后，战斗经验欠缺曾任红28军政委的宋任穷回忆，1935年底该军组建时辖三个团，绥德、吴堡战斗团编为1团，米脂西游击师编为2团，清涧红四团编为3团，共1200多人。参见《宋任穷回忆录》，第84页。正因如此，入晋后总部迭示该军：“随十五军团行动一时期，打些小仗予以磨炼，责其扩大至二千，尔后依河西需要令其西渡”，“进入留誉、暖泉一带与杨森联络，侦察河防情形”，“派队北向离石，南向中阳，逼近城边游击……从西面佯攻中阳”《彭德怀、毛泽东关于东征红军的行动计划和陕甘部队的扩编问题致周恩来等电》（1936年4月3日）、《彭德怀、毛泽东关于红十五军团转移休整等问题致徐海东、程子华电》（1936年4月9日）、《彭德怀、毛泽东关于红十五军团和红二十八军的行动部署致徐海东、程子华等电》（1936年4月12日），《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军事斗争》（1），第315、328、333页。毫无疑问，深知28军家底的彭德怀、毛泽东绝不会在15军团休整的情况下，却令该军单独进攻凭碉固守的优势敌军。事实上，东征期间，就连主力部队红1军团、红15军团也鲜有稍具规模的攻坚战东征红军转战山西50余县，但只攻占过襄陵、吉县县城，此两县城均无晋绥军正规部队驻防。参见《红军东征在襄陵》《红军东征在吉县》，《红军东征——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战略行动》（下），第764—765、785—786页。

那么，红28军攻打中阳三交说是如何形成的呢？笔者认为，未能正确解读东征红军总部的相关电令并轻易采信《晋阳日报》的一则报道是重要原因。前已述及周士第记总部令28军西进中阳三交事。4月13日晚总部再令：“乙、二十八军有相机消灭三交镇、转角、辛关、义牒一带之敌，恢复黄河交通之任务。丙、三交镇、转角各有敌一连，应于今晚袭击三交而占领之，明日袭击转角。”《彭德怀、毛泽东关于红二十八军相机消灭三交、转角等地之敌等致刘志丹、宋任穷电》（1936年4月13日），《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军事斗争》（1），第334页。此处总部先令28军袭占中阳三交，继令扫荡沿河敌人恢复黄河交通，显然是因该军兵力远远优出之故。而总部两令28军袭占三交尤其是13日晚的电令与前述《阎方发布的红军东征战况》4月14日内容，貌似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遂使不少人产生了刘志丹率部激战中阳三交的联想。但遗憾的是，他们只注意到电文中“应于今晚袭击三交而占领之”字样，却忽略了三交镇“有敌一连”与徐永昌记“守兵两班”非常接近而与有关人员数十年后“一个主力团”的说法相去甚远这一事实。一些研究者也没有充分占有相关史料，例如徐永昌在日记中关于“守兵避而北撤”的记载，更未能结合史实厘清总部令28军恢复黄河交通之由来。

三、刘志丹曾在临县三交力战敌军

中阳三交战斗并不存在，山西各地“三交”地名甚多，因此刘志丹力战敌军的“三交”必定另有所属。与此吻合的则是，亲历东征战事的敌我双方多位当事人指出，在中阳三交（当地俗称“南三交”）双方概无战事，而在临县三交（俗称“北三交”，位于县城南20公里处）刘志丹曾力战敌军。

晋绥军将领陈长捷、杨耀芳于20世纪60年代撰文回忆追击左路红军战事。陈长捷说，“孙楚于李、杨两部北追时，曾受阎命从汾阳西向离石、临县，调度方、陈两旅共同截击刘志丹红军于临县”，红军北进时，“方旅避近临县城和丁旅相依。红军主力南返，刘志丹红军亦转向三交。方克猷旅向之侧击和拦截，刘志丹率红军猛冲方旅章拯宇团，受伤牺牲……方旅随即南进于柳林以西地区，封闭了南三交渡口”；获悉红军西渡后，阎锡山下令追击，“陈长捷旅……便从暖泉取小路径趋于石楼城以西，急进一日夜，仅望见少数红军……陈旅企图象方旅那样阻扼三交捞一把的愿望落了空，追至辛关渡，重把河口封闭。方旅亦到南三交相连系”陈长捷：《阎军在陕北和晋西对红军作战资料》，《山西文史资料》第12辑，第38、39、40页。杨耀芳说，两股红军临县白文会师后南下，“在三交镇与驻守该地的陈长捷旅（应为方克猷旅——引者注）展开激战……刘志丹被孙楚指挥的章拯宇团马连机关枪流弹击中，壮烈牺牲。红军攻下三交后，进迫中阳县属的金罗镇附近，与孙楚部孟宪吉旅、杨效欧部姜玉贞旅激烈战斗。孟旅受重创，姜旅三九二团团长郭登瀛在三角庄被俘……红军于这一战役后，没有再事发展，即西撤过河”杨耀芳：《阎锡山阻击红军东渡的概况》，《山西文史资料》第6辑，1982年印行，第30—31页。按：杨耀芳在另文中也称，刘志丹力战章拯宇团牺牲。参见杨耀芳：《阎锡山进攻陕北红军及阻止红军东征》，《山西文史资料》第12辑，第50页。由此处陈、杨二人的回忆可见，刘志丹力战敌军的“三交”是临县三交东征期间参加红军的山西石楼人慕生发也说，红军曾在临县三交力战章拯宇团。参见慕生发：《红军指引石楼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红军东征——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战略行动》（下），第580页。

再看红军将领的讲述。15军团政委程子华说，军团和28军于4月6日黄昏紧急出发，进到临县三交，得知已有敌两个旅筑好工事阻挡去路，“我和徐海东、刘志丹、宋任穷、周士第等同志开会研究决定：变更行军路线，走临县、方山之间的小路甩开敌人。这一次我军一昼夜行军一百四十多里，翻过十个山头，冲过敌人两道封锁线”，各路敌军又“企图合击我军于金罗镇一带的南川河谷地。我十五军团与红二十八军兵分三路，连夜突围，进逼中阳县的暖泉和黄河沿岸地区，并攻占中阳县黄河沿河的三交镇。四月十二日，我二二三团在上桥和大石头村地区与守敌三九二团激战，毙伤敌四百多，俘敌三百多，俘虏敌团长郭登瀛。我军进至大麦郊一带休整”《程子华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89、89—90页。周士第4月6日记道：“敌十余团均迫近白文镇，决定经临县附近向南行，但临县附近已有敌二个旅占领阵地，阻其要道，故当晚又变改路线。十九时，28A、78D、75D均集中到白文镇附近，因改变路线延到二十二时才出发。”《东征日记选·周士第日记》，《红军东征——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战略行动》（上），第297页。按：“临县附近”显然是临县县城附近之意，“78D、75D”即78师、75师。7日记道：“当晚K部在圪洞镇北端，75D在圪洞镇，28A在K北部，78D担任对方山县警戒。由六号二十二时出发，到本日晚才宿营。由白文镇到圪洞约一百四十里（因走小路）。”《东征日记选·周士第日记》，《红军东征——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战略行动》（上），第298页。按：圪洞镇属方山县，靠近临县境。“K”即军团；周士第所记15军团与28军首长在白文会商变更行军路线准确，程子华回忆在三交会商，不确。

上述亲历者所述战事亦可与原始史料合看。《阎方发布的红军东征战况》4月6日说：“傅、苗二旅继续向白文镇进攻，兴县、临县、方山之杨、李各部亦向白文镇作三面包围。”7日说：“红军徐海东部三千余人被阎军李生达部由方山县堵击，方克猷旅由临县夹击，损失颇巨……红军向东南方山境内之麻地会、石湾一带转进。”《阎方发布的红军东征战况》，《山西文史资料》第17辑，第58页。徐永昌4月6日记：“北路剿匪各部仍在向白文一带进展中。”8日记：“北窜匪由昨夜起又向临县方山间南窜也。”《徐永昌日记》第3册，第402页。12日后的情况前已述及，不再赘述。

综上可知，4月6日22时至7日晚，红军由临县白文出发绕行山路140多里成功突围，其间遭遇驻防临县县城一带的丁炳青、方克猷两旅“筑好工事阻挡去路”。前述刘志丹“率部猛冲章拯宇团、猛攻三交坚固工事、在冲锋中被敌机枪狂射”等等应该就是事发此期。

四、刘志丹应是1936年4月7日牺牲于临县三交

如前所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相关记载中的刘志丹牺牲事的关键信息缺失，60年代原晋绥军将领的讲述没有引起重视，1979年后陆续出现的有关说法遂使刘志丹牺牲事渐成另一面相。毫无疑问，而今破解刘志丹牺牲之谜的正确途径就是仔细爬梳红军东征的原始史料。

关于刘志丹牺牲地，所有史料均明确指向一点——刘志丹牺牲于“三交”，亦有众多史料指出刘志丹力战章拯宇团牺牲。红28军入晋后仅经历一次“三交”战斗，即1936年4月6日晚突围途中于临县三交遇章拯宇团而战。从东征期间敌我兵力运展情况来看，刘、章两军相遇的“三交”应该是也只能是临县三交方克猷旅辖蔡文成、章拯宇两团，4月初方旅奉令增援临县。徐永昌4月2日记：“杨光甫率方旅亦由柳林北进。”参见《徐永昌日记》第3册，第398页。《阎方发布的红军东征战况》4月2日记：“方克猷旅……二日晨驰赴临县以北。”参见《山西文史资料》第17辑，第56页。东征红军总部7日、9日两次电示徐海东等：“在临县北为七十一师方旅二团”，“注意临县方面方旅之警戒”。参见《彭德怀、毛泽东关于红十五军团分布于方山、离石一线致徐海东、程子华电》（1936年4月7日）、《彭德怀、毛泽东关于红七十八师应消耗敌军迟滞其南进等致徐海东、程子华电》（1936年4月9日），《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军事斗争》（1），第321、327页。原28军人员多年后的回忆应是因记忆混淆而将临县三交战斗误作中阳三交战斗宋任穷回忆说，中阳三交战斗时，因估计太原敌人必来增援，他们决定留一个班暂守阵地，大部队南撤，为避援敌部队走山梁小道，但敌人也走小道，因此两军打了一场遭遇战。参见《宋任穷回忆录》，第91页。按：这一情景疑似临县三交战斗的情况。刘志丹追悼会召开时，东征战事犹酣，《红色中华》笼统报道刘志丹牺牲事应是不便扩散信息之故；1943年《解放日报》仍写“攻打三交牺牲”应是难以确定刘志丹牺牲地而又未做仔细访求。

刘志丹牺牲的状态显然应以“率队猛攻三交工事牺牲”为确。据一直跟随刘志丹的原红26军指战员、当时担任15军团78师营教导员的刘懋功回忆，在东征后的西征途中，他曾追问宋任穷：“怎么打一个碉堡还要军长上去，不能拦一下他吗？”宋任穷说：“你的老首长你能不了解？他要上去，我哪里拦得住啊！”刘懋功：《梦回吹角连营——一个老战士的回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64页。刘志丹生前的最后一句话——“政治委员你带着队去消灭敌人吧”，也表明他是牺牲在率队冲锋的道路上。有人称刘志丹“在阵地前沿迎风站在高处”，有人称刘志丹在阵地前沿用望远镜观察敌情姿势很高且一再拒绝提醒。此说似在凸显刘志丹的英雄气概，实则将这位黄埔军校毕业、久经战阵的红军将领描绘成了一个毫无军事常识的莽撞之人。

判定刘志丹牺牲的时间显然应从判定其牺牲地入手。4月14日绝非刘志丹牺牲日，4月1日无须辨析，4月5日存在与事实相左处。萧锋日记后因浸水转抄，抄写时萧锋又作修订，以致日记出现不少失真处参见方海兴：《萧锋〈长征日记〉辨正四则》，《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程子华忆6日晚曾和刘志丹会商行军路线，刘懋功也说曾在临县白文见过刘志丹参见刘懋功：《梦回吹角连营——一个老战士的回忆》，第60页。因此，萧锋日记中的4月5日或是误记或是转抄出错红28军从未涉足晋西南，萧锋日记中的“晋西南三交镇”应为“晋西北三交镇”之讹；中阳地处晋西，临县地处晋西北，这也可佐证刘志丹牺牲地应为临县三交。以其时部队徒步行军情况判断，6日晚由白文出发行至三交应该已是7日上午。参以《阎方发布的红军东征战况》所记7日下午红军大队由临县向方山转进、周士第记7日晚28军在方山近临县处宿营等情况即可确定，刘志丹应是牺牲于1936年4月7日，前引《周恩来年谱》《张闻天年谱》所记“4月上旬”接近事实。

行文至此，尚有一个问题亟待回答，即缘何《晋阳日报》要在1936年4月中旬异常突兀地报道刘志丹死讯及刘、章两军交战事。笔者认为，这应该是因刘志丹牺牲消息泄露所致。据刘志丹生前战友、时为神府苏区红4团团长的王兆相回忆，郭宝珊于1936年5月告诉他刘志丹牺牲事，并说“前些日子为防敌人利用，也怕动摇军心，这消息就没有公布”①。但在一周后，刘志丹牺牲消息已然外泄，“三交”“激战章团”等信息遂被晋方掌握；恰好4月14日28军进至中阳三交，《晋阳日报》遂将此三交误作彼三交，火速发出刘志丹阵亡消息②。报道刘志丹阵亡的当日、次日、18日、25日，该报还密集推出有关刘志丹率部激战章拯宇团的讯息，交战地则有离石县冀家垣、隰县冀家垣、中阳县冀家垣③。这一则表明《晋阳日报》已自行纠正了刘志丹战死中阳三交的错讹，二则表明它对刘、章军交战有十足把握，但因不掌握前线态势而对两军何时战于何地一再误植。参以徐永昌之刘志丹死讯源自“陕息”可知，晋绥军方并未上报过击毙刘志丹事。但在不久确悉刘志丹死讯后，掌握军情较多的杨耀芳、陈长捷等高级将领立即明了：刘志丹定是在临县三交遭章团机枪射杀而死；章拯宇等基层军官虽也知晓己部击毙刘志丹事，但始终未能明白击毙刘志丹的战斗是哪次战斗（前引章兆丰所述战事，实则暗含章拯宇团临县三交机枪射杀刘志丹这个事实真相）。至于现今文献4月7日后总部致28军电文抬头仍是“刘志丹、宋任穷”，此或是因刘志丹牺牲讯传来较晚，或许也是出于保密的考虑。

（本文作者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吴志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