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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岁两个月，这本该是一个孩子刚刚开始摇摇晃晃探索世界的年纪。

但在重庆的一栋高层住宅里，两岁幼童朗朗的生命，却永远定格在了十八楼窗外那短短十二分钟的空当里。

那天下午，父亲出门遛狗，把年幼的儿子独自留在家中看电视。

等他回到家里，沙发上空空如也，直到听见楼下的呼喊声，才发现孩子已经坠楼身亡。

这起惨剧发生后，警方的调查结论是没有犯罪事实，做出了不予立案的决定，将其定性为多因一果的意外。

但孩子的母亲刘女士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她不相信这一切仅仅是一句运气不好的意外就能解释过去的。

为了给死去的孩子讨一个说法，刘女士近日向检察机关递交了立案监督申请，并提交了一份极为关键的新证据。

从那把没扣上的窗锁说起：预见到了致命危险，为什么没走完最后一步？

这起案件目前最核心的争议，就在于监护人到底存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重大过失。

在警方的口头解释里，这起悲剧被看作是一连串巧合重叠在一起导致的意外。

办案人员曾列举了几个如果，如果母亲那天下午没有外出，如果父亲没有下楼遛狗，如果家里的窗户当时是关着的，悲剧或许就不会发生。

但刘女士完全无法认同这种把责任稀释掉的逻辑。

她认为，在自己把孩子交到丈夫手里的那一刻起，丈夫就是孩子身边的第一监护人，必须承担起绝对的安全看管职责。

为了推翻意外的定性，刘女士向两江新区人民检察院提交的补充证据里，详细记录了丈夫购买防坠窗锁的信息。

记录显示，早在二零二六年的一月和三月，丈夫就曾先后两次在网上订购过阳台绳带式简易窗锁。

这种锁具买回来之后，其实已经安装在了事发的阳台窗户上。

只要把卡扣扣紧，窗户的开启幅度就会被牢牢限制在安全范围内，两岁的孩子根本钻不出去。

但这种锁是可以通过手动解开卡扣的，而事发那天，阳台的窗户大开着，这把锁处于完全解开的状态。

在刘女士看来，这两次主动网购安全锁的记录，就是最有力的铁证。

这证明丈夫作为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清清楚楚地知道十八楼高空开窗对一个两岁幼儿意味着什么。

他不是想不到窗边有坠落的风险，他早就预见到了这种危险，并且还专门买来了防护工具。

可偏偏在那个把孩子独自留下的下午，他不仅敞开了窗户，还没有扣上那个能救命的卡扣。

刘女士质疑，明知有致命隐患，手里明明握着防护手段，却在离开时选择放任危险敞开，这绝不是一句没考虑周全就能轻飘飘带过的。

除了这把至关重要的锁，现场的物理环境也让整起坠亡显得疑点重重。

根据警方的勘查和法医推测，阳台栏杆本身的高度超过了一米，边上放着一个洗澡桶，孩子可能是踩着桶沿、抱着被子翻了出去。

可是刘女士指出，窗户正下方还有一个三四十厘米高的储物柜，孩子的身高只有九十五厘米。

更重要的是，在母亲平日的朝夕相处中，朗朗是一个非常胆小、天生恐高的孩子。

他平时甚至连商场里的露天扶梯都害怕得不敢坐，每次都要妈妈紧紧抱着，在家里也从来没有攀爬窗台和储物柜的习惯。

一个平时极度惧高、从未爬过高处的两岁幼童，为什么会在父亲出门的这短短十二分钟里，突然完成了一连串熟练翻越窗台的复杂动作。

刘女士甚至怀疑，丈夫在临走出门前，是不是对孩子说过什么带有引导性的话，比如让孩子想爸爸了就去窗边看。

虽然目前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证实这一点，但这个巨大的问号一直横亘在母亲心头。

有法律界专业人士在分析这起案件时也提到，认定过失致人死亡的关键，在于监护人的看管义务、对致命风险的预见性以及脱管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

高空楼层、低龄幼童、无人看护，这在司法实践中本就是极度危险的组合。

如果监护人明知窗边危险、甚至主动购置了防护设施却在关键时刻疏忽放任，这在定性上究竟是普通过失还是重大过失，确实存在非常大的法理探讨空间。

刘女士正是带着这样的疑问，向检察院正式申请召开检察听证会，希望能把公安机关不予立案的标准放在阳光下公开审查。

疑云重重的十二分钟与被丢弃的遗物：面对彻底破碎的家，母亲只要一个真相

回溯事发当天的经过，很多细节至今让刘女士感到锥心刺骨。

事发当天上午，夫妻俩还带着朗朗去海洋公园游玩，但丈夫全程心不在焉，大部分时间都在低头摆弄手机。

中午吃完饭后，父子俩送刘女士去办事，下午三点左右分分开。

在分别的时候，刘女士心里其实隐隐有些不放心，因为丈夫平时极少单独带孩子，有记忆的单独照看仅仅只有两次。

临走前，刘女士再三叮嘱丈夫，如果要出门遛狗，要么等孩子在家里睡着了再去，要么就把孩子抱上一块儿下楼。

当时丈夫的态度显得非常不耐烦，但刘女士万万没想到，自己的千叮咛万万嘱咐，转头就被抛到了脑后。

监控记录显示，下午三点二十六分，丈夫把朗朗放在客厅沙发上看动画片，孩子怀里还紧紧抱着自己平时最喜欢的安抚小被子。

随后，丈夫便关门离家遛狗，直到三点三十八分才返回，整整离开了十二分钟。

这短暂的十二分钟里，屋子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成了一个永远无法复原的黑洞。

事发房屋主卧里的监控摄像头，早在一年前就因为某些原因被拔掉了电源，室内没有留下任何监控画面。

刘女士对丈夫回家后的行为同样提出了尖锐的质疑。

丈夫曾对警方陈述，回家发现沙发空了之后，他在屋里找了大约三分钟，直到听见楼下有人喊叫才冲向阳台。

刘女士感到不可思议，家里总共只有六十个平方，一眼就能望到头，找一个两岁的孩子怎么可能需要整整三分钟。

在这三分钟里，电视是什么状态，屋里有没有异常声响，丈夫到底做了些什么，目前全都成了一团理不清的迷雾。

更让刘女士感到寒心和无法接受的，是事发之后丈夫及其家人的冷漠态度。

直到今天，丈夫都没有对刘女士正式说过一句对不起，更没有表现出母亲所期盼的诚恳自责。

甚至，孩子的死亡证明一直被丈夫紧紧攥在自己手里，刘女士至今连那张纸长什么样都没见过。

作为十月怀胎生下孩子的母亲，她到现在都不知道孩子确切的死亡时间到底是几点几分，更不知道当时的抢救记录上写了什么。

而在孩子离世后不久，刘女士偶然间通过微信询问丈夫，希望能把孩子生前玩过的玩具收拾一下，带回外公外婆家留作念想。

可丈夫轻描淡写地回了两个字，扔了。

不仅是那些玩具，孩子平时吃饭用的小勺子、出门常戴的小帽子，全都被丈夫当成垃圾一样清理掉了。

丈夫给出的理由轻飘飘的，说是看到孩子的东西心里难受。

但刘女士听到这个解释时整个人都在发抖，在她看来，那些带有温度的物品是孩子来过这个世界唯一的证明。

只要东西还在，妈妈就觉得孩子还在，可作为亲生父亲，怎么能把孩子的一切痕迹抹杀得这么干净彻底。

悲剧发生后，两人的婚姻其实已经名存实亡，彻底跌入了冰谷。

刘女士透露，两人原本是通过相亲认识的，婚后感情一直不温不火，三观差异很大，事发前几天还曾因为育儿分歧大吵过一架。

孩子出事后，丈夫曾经提出过一个维系婚姻的方案。

他提出在刘女士重新找工作之前，由孩子的爷爷奶奶每个月出六千块钱，自己再拿出四千块钱，凑够每个月一万块的生活补贴给她，希望两个人能把日子照旧过下去。

这番提议让刘女士感到了巨大的屈辱和绝望。

她坚决拒绝了这笔钱，在她眼里，孩子不是生病走的，而是因为监护人不可原谅的严重失职丧了命。

孩子是维系这段婚姻唯一的纽带，现在纽带断了，她不可能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回去继续过日子。

如今两人已经彻底分居，丈夫依然住在事发的房子里正常上班，而刘女士则躲在区县的父母家里，整日以泪洗面。

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刘女士因为极度悲伤和抑郁，体重从原本的九十七斤暴瘦到了八十六斤。

整夜整夜的失眠成了家常便饭，即便靠着大剂量的药物支撑，她也常常在深夜惊醒，梦里全是孩子哭着喊妈妈要喝牛奶的声音。

她一次又一次去到南岸区的陵园里看望儿子，在冰冷的墓碑前摆上孩子爱吃的奶酪棒和生前最喜欢的小汽车。

面对外界的追问，丈夫一方选择了彻底回避，仅表示不接受采访，其父亲则称一切等派出所来处理，坚称一家人不存在补偿问题。

而丈夫此前向警方辩解时强调，自己没有主观故意，也没有虐待孩子，愿意承担责任，但坚称这只是一场意外。

目前，两江新区人民检察院已经收下了刘女士提交的全新证据和立案监督申请。

工作人员表示，如果案件正式受理，相关的告知文书将在七天之内寄送达当事人手中。

对于刘女士来说，她现在所有的坚持已经无关情绪的发泄，更不是为了金钱的赔偿。

她只是执拗地想要一个答案，想要法律给出一个公正的界定。

当一个父亲已经买好了防坠锁，却在开着窗户的十八楼把幼童单独留下一走了之，这到底该算是一场命运弄人的意外，还是不可饶恕的失职犯罪。

她在等待那份文书的到来，也在替死去的朗朗，等待一个迟到的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