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姬旦，周文王姬昌第四子、周武王姬发之弟，周朝第一代周公，是西周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更是奠定周王朝数百年统治的核心人物。

文王在世时，他便以孝顺仁爱闻名，深得父兄信赖；

武王即位后，他全力辅佐兄长谋划伐纣大业，在周灭商的关键战役中，“常左翼武王，用事居多”，全程参与军机谋划与战场调度，立下赫赫功勋。

先秦时期男子称氏不称姓，姬旦为姬姓、周氏，故不直呼姬旦，史称周公、叔旦，其谥号为“文”，后世又称周文公，是历史上贤相的典范。

周灭商后的第二年（约公元前1043年），周武王病逝，其子姬诵即位，是为周成王。

成王即位时年仅十二岁，懵懂无知，无法处理繁杂的国家政务。

彼时天下初定，百废待兴，商朝旧贵族蠢蠢欲动，四方诸侯人心未稳，政权根基极为薄弱。

周公深知，若此时无人主持大局，诸侯必借机叛周，太王、季历、文王三世辛苦经营的基业或将毁于一旦，于是毅然决定摄政当国，代成王处理国家大事，统筹推行各项安邦举措。

摄政期间，周公凭借过人的谋略与果断的处事风格，迅速稳定周朝政局。

对内整顿吏治、安抚百姓，鼓励农耕生产，让战后的社会经济逐步复苏；

对外安抚诸侯、震慑反叛势力，筑牢政权防线。

同时，他始终重视对成王的教育，立志将其培养成合格的君主。

因君臣有别，即便成王行事有误，周公也不便直接责罚，便安排自己的儿子伯禽陪伴成王读书习武，通过严格管教伯禽，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引导成王明事理、学礼法、懂治国。

在这样的熏陶下，成王逐渐成长，慢慢领悟为君之道，为日后亲政奠定了坚实基础。

周公摄政掌权，虽初心是安定周室，却引发了部分王室宗亲的不满，其中以周武王的三弟管叔鲜最为突出。

管叔本以为武王去世后，自己可辅佐成王、执掌大权，见周公无君王之名却行君王之实，心中怨恨不已，便联合蔡叔度、霍叔处（二人同为武王之弟）散布流言，造谣周公野心勃勃，欲谋害成王、篡位夺权。

流言四起，朝野震动，也让周朝的统治陷入危机。

武王灭商后，为安抚商朝遗民、巩固统治，封纣王之子武庚为殷侯，治理殷商旧都朝歌。

同时，武王将朝歌周边划分为卫、鄘、邶三国，分别封管叔鲜、蔡叔度、霍叔处为诸侯，负责监视武庚与商朝遗民，史称“三监”。

此举本意是防范武庚复辟，却因王室内部矛盾，给了武庚可乘之机。

武庚一直不甘心寄人篱下，始终怀揣复辟商朝的野心，见管叔、蔡叔、霍叔对周公不满，便趁机暗中联络，煽动三人反叛，自己则计划趁乱起兵，重建商朝。

管叔等人被流言与野心裹挟，不顾王室安危，背弃监视使命，与武庚勾结，联合东方徐、奄、薄姑等商朝旧属部落一同反叛，史称“三监之乱”。

这场叛乱席卷东方，严重威胁周王朝的统治，成为周公摄政以来面临的最大危机。

危急关头，周公沉着冷静，全面分析局势后，毅然决定发兵东征，平定叛乱。

出征前，他深知内部团结的重要性，特意与武王之弟、重臣召公奭坦诚交谈，诉说自己摄政的初心：“武王早逝，成王年幼，天下初定，若江山动荡，百姓必遭涂炭，我愧对先祖、愧对苍生，摄政只为安定周室，绝非觊觎王位。”

周公的赤诚打动了召公，二人达成共识、同心同德，稳住了朝中大局，也争取到了多数诸侯与大臣的支持，为东征奠定了内部基础。

随后，周公召集全体大臣，发表动员讲话，历数武庚与三监的叛乱之罪，申明东征的正义性，正式组建东征军，亲自担任统帅，挥师东进平叛。

东征之战分阶段推进，周公采取“先除首恶、再扫残余”的策略，首先率军直扑武庚的封地朝歌，殷军本就人心涣散，面对周军的猛攻迅速溃散，武庚兵败被杀（另有说法是逃亡），首恶被除。

消灭武庚后，周公分兵多路，围剿三监势力，派军直取管叔的封地卫国，迅速攻破城邑，击溃管叔叛军，管叔见大势已去，自杀身亡；

随后挥师攻克蔡叔的封地鄘国，俘获蔡叔，将其流放（有记载是将其囚禁了）；

霍叔因参与叛乱的程度较轻，被废去爵位、流放到边远地区，三监势力彻底被肃清。

平定三监之乱后，周公并未停下脚步，决定借着东征的兵威，扫除东方所有商朝残余反叛势力，永绝后患。

最初，他计划先攻打奄国！

奄国曾是商朝旧都之一，是东方大国，也是反叛势力的核心据点。

大臣辛公甲提出建议：“大国城坚难攻，小国势弱易破，不如先攻取东南淮泗间的小国，剪除奄国的羽翼，使其孤立无援，再一举攻克。”

周公采纳了这一策略，调整进军路线，先率军攻打淮泗之间的九夷部落（包括徐、熊、盈等小国）。

九夷部落长期与商朝作战，民风剽悍、战斗力顽强，且熟悉本土地势，虽面对周军的强大攻势节节败退，却始终负隅顽抗。

周公率领周军艰苦作战，逐一征服九夷各小国，扫清了奄国的外围势力。

随后，周军集中兵力北上，攻占奄国西、南两面的邻国，使奄国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奄国国君见无力抵抗，被迫出城投降，奄国灭亡。奄国的投降沉重打击了东方反叛势力，薄姑（今山东博兴东南）等商朝旧属国见状，纷纷主动投降，东方局势彻底平定。

周公东征前后历时三年，《尚书·大传》记载：“周公摄政，一年救乱（平定三监之乱），二年克殷（消灭武庚残余势力），三年践奄（攻克奄国、扫平东方）”。

清晰勾勒出东征的完整历程，其中攻克奄国是东征的收尾之战，标志着东方地区正式纳入周王朝的统治范围。

东征期间，周公俘获了大量心存复辟之心的商朝贵族，这些人被称为“殷顽民”。

周公深知，镐京地处西部，距离东方中原地区遥远，难以有效管控这些顽民与东方诸侯，于是决定在东方营建一座新的都城，作为周朝统治东方的政治、军事中心。

他派召公奭前往洛水之滨选址规划，随后亲自前往督导营建，最终建成东都洛邑（今河南洛阳）。

洛邑建成后，周公将“殷顽民”全部迁徙至此，派重兵驻守、加强监督，同时推行安抚政策，引导他们从事农耕，逐步化解其反抗之心。

自此，周朝形成“两都并立”的格局；

西都镐京（又称宗周），是周王朝的发源地与核心都城，负责管控西部疆域；

东都洛邑（又称成周），负责管控东方中原与商朝旧地，成为连接东西的枢纽，极大地巩固了周王朝的统治疆域。

营建洛邑后，周公着手推行分封制，大规模分封同姓宗亲与有功之臣，“封建亲戚，以藩屏周”，构建起捍卫王室的统治屏障。

他在商故都朝歌建立卫国，封小弟康叔为卫君，负责管理商朝旧民，推行周的礼乐与法度；

封投降周朝的商朝贵族微子启为宋国国君，延续殷商祭祀，安抚商朝遗民；

在奄国旧地建立鲁国，封长子伯禽为鲁君，治理东方大片疆域。

伯禽临行前往鲁国时，周公特意叮嘱他：“我在朝中身居高位，却仍‘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生怕错过天下贤才，你到了鲁国，务必励精图治、礼贤下士，不可狂妄放纵，要善待百姓、推行仁政，守住东方的疆域。”

据史料记载，周公先后分封71个封国，其中武王的15位兄弟、16位功臣被分封到战略要地，形成了遍布天下的统治网络，进一步巩固了周王朝的统治。

除了平叛、营建都城、推行分封制，周公最大的贡献的是为周朝制定了一套完备的典章制度，即“制礼作乐”，构建起西周的礼乐文明体系。

这套制度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

经济上，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井田制，将土地规整划分，明确土地归属，巩固周王朝的经济基础；

政治上，确立嫡长子继承制，规范王位与爵位的传承，避免权力纷争，同时建立严格的贵贱等级制与畿服制，明确中央与诸侯的隶属关系；

此外，还制定了爵谥制、法制、乐制，规范君臣礼仪、百姓言行，使社会秩序井然，形成“礼乐盛行”的治理格局。

周公辅政七年，圆满完成了安定天下、建制立规的重任，此时周成王已年满二十岁，心智成熟、深谙治国之道，具备了亲政的能力。周公见状，毅然决定还政于成王，践行自己“摄政安周、还政成王”的初心。

《尚书·大传》明确记载：“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

还政前，周公作《无逸》一文，郑重告诫成王，要牢记商朝灭亡的教训，不可纵情声色、贪图享乐，要体察民情、深知稼穑之艰难，勤俭爱民、选贤与能，坚守仁政，才能守住周王朝的江山。

随后，周公正式还政于成王，自己“北面就臣位”，恪守臣子本分，继续辅佐成王处理政务，忠心不改。

周公一生鞠躬尽瘁，辅佐武王灭商、辅佐成王安周，为周王朝的建立与巩固耗尽心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临终之际，他仍牵挂着周王朝与成王，叮嘱子孙：“我死后，将我葬在洛邑，以示我至死都不离开成王、不离开周室。”

周公去世后，周成王为表彰他的功绩、表达对他的敬重，并未将他葬在洛邑，而是将他葬在周文王墓旁，让他陪伴先祖，彰显其“功配先祖”的崇高地位。

在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几代人的苦心经营下，周王朝的统治日益稳固，国力持续强盛。

周成王亲政后，沿用周公制定的典章制度，推行仁政，安抚百姓、团结诸侯，在位三十年，政绩卓著；成王去世后，其子周康王姬钊即位，继续秉持仁政，励精图治，在位十六年，天下太平、百姓安乐。

成王与康王在位的四十余年，西周出现了繁荣富强、礼乐盛行的盛世局面，史称“成康之治”！

这一盛世的出现，离不开周公毕生的铺垫与付出，而周公“摄政不贪权、还政守本分”的贤德，也跨越千年，成为后世贤相的标杆，被代代传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