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再走进越南，街面上几乎找不到汉字的痕迹。广告、课本、政府公文，清一色是拉丁字母拼写的国语字。

但拐进一座老祠堂，抬头看匾额，刻的还是“福”“德”“忠”“孝”。一个越南年轻人可以在手机上流畅地打字聊天，却未必读得懂离家门口五十米那块石碑上刻了什么。

这不是猎奇，而是一个已经持续了八十多年的结构性事实。

汉字在越南的使用时间很长，如果从秦汉时期汉字传入交趾一带算起，到20世纪中叶国语字逐步取代汉字在教育和行政中的位置，说“上千年”是符合历史脉络的。

至于具体是“1800年”还是“2000年”，不同学者因起点算法不同会有差异，但“长期使用”这个判断没有争议。真正值得追问的不是“用了多久”，而是换掉一套文字之后，哪些门被打开了，哪些门被关上了，以及今天越南正在为哪些后果做补救。

汉字退场不是一道命令，而是一整套制度先松了手

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胡志明1945年一上台，一道命令就把汉字废了。这个叙述太干脆，省略了前面几十年的铺垫。

汉字在越南能扎根，靠的不是文化好感，而是制度回报。科举考汉文，做官要汉文，精英身份建立在汉文之上。学它，前面有仕途；不学它，就进不了那个圈子。

喃字虽然很早就出现，用汉字构件记录越南语，《金云翘传》就是喃字文学的高峰，但它始终没有建立起一套比汉文更低成本、更统一的全民教育体系。

换句话说，喃字证明越南人有能力用自己的方式书写，但没有改变“书写权力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这个基本格局。

转折是分步发生的。1907年，东京义塾在河内成立，创办者把普及国语字当作“启迪民智的第一步”，认为字母文字能让普通人在更短时间内学会读写，从而进入公共生活。

这是一个由越南改革派主动做出的判断，不是殖民者强加的。法国殖民当局当然也在推国语字，但那套推广服务于殖民行政的需要，和越南知识分子“让大众读得懂”的诉求是两回事。

决定性的一步是科举停废。1919年，阮朝举行了最后一届会试和殿试，此后科举制度退出历史舞台，东亚范围内持续千年的这一选官传统在越南画上了句号。

这件事的意义远不止一场考试结束：汉文失去了它最核心的社会回报机制。

一个家庭再花十几年供孩子学汉文，前面已经没有科举和仕途作为出口。文字的生命力从来不只靠审美和传统维持，它需要和现实利益挂钩。挂钩断了，年轻人的选择就会变。

1945年9月8日颁布的第20/SL号法令，是在这个长期趋势上加了最后一道制度闸门。公开通报写明，该法令规定国语字学习“强制且免费”，8岁以上的越南人须在一年内达到读写国语字的要求。

法令面对的是一个文盲率超过90%的现实，殖民时期的教育体系把绝大多数人挡在读写之外。

从这个角度看，国语字的快速推行不是一个“文化选择”问题，首先是一个治理问题：新国家需要让普通人尽快看懂公文、读懂教材、进入公共传播。

我个人的看法是，汉字退场的根本原因，不是某一天突然被“赶走”，而是它所依附的那套考试—仕途—精英身份的链条先断了。

文字的权力，说到底来自它背后那套分配机会的制度。制度不再给汉文发“通行证”，汉文在日常生活中的位置自然收窄。

门打开了，另一扇门也变窄了

国语字带来的收益是实实在在的。官方发布内容显示，1945年至1946年间，平民教育运动开设了近7.6万个班级，超过250万人学会了读写。

对一个刚独立、财政拮据、教育资源极度匮乏的国家来说，这个速度说明字母文字在扫盲上的效率优势是真实的。初学者不必先记大量字形，也不必把口语和文言分开学，读写的入口被压低了。

但文字转换的后果不会只停留在“识字率”这一个指标上。一种新文字全面占据学校之后，旧文字不会停在原地等人。

第一代人不学，第二代人继续不学，三代之后，汉文和喃字就从日常技能变成了需要专门训练才能掌握的能力。

于是就出现了今天越南很具体的一幕。公开信息显示，汉喃研究专业每年招生人数有限，许多班级只有几十名学生，有些年份甚至更少；毕业生主要流向研究机构、图书馆、博物馆和文化遗产部门，学术界之外的就业空间相当狭窄。

与此同时，寺庙、祠堂、村落中沉睡的碑铭、族谱、敕令和地方文献数量庞大，能够直接释读的人却日益稀少。

2025年的一篇越南媒体报道提到，一位年轻设计师站在寺庙的横匾前，用手机逐字搜索，得到的只是零散的解释，“感觉像站在一份珍贵的档案面前，却无法解读其中的内容”。

这才是文字转换最容易被低估的代价：它不是让越南人“没有历史”，现代越南语教材当然可以讲述历史，古籍也可以翻译。

但它改变了普通人和古代文献之间的距离。以前读汉文的人和写汉文的人共享同一套书写传统，门槛存在，但路径是连续的。

现在，现代越南语阅读是一回事，直接进入汉文、喃字文献是另一回事，后者变成了一项专业能力。

还有一个更隐蔽的层面：汉越词。现代越南语中保留了大量来自古代汉语的词汇，政治、法律、教育等正式语体尤其密集。

一个越南人可以天天使用某个汉越词，却不知道它对应的汉字字形，也看不出这个词和其他词在字源上的联系。语言还保存着历史的回声，但阅读历史的那把钥匙，已经交到了少数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手里。

我不认为这等于“国语字改革失败”。站在1945年的现实条件下，让多数人先学会读写，比让所有人继续阅读文言更紧迫，任何资源有限的新国家大概率都会做同样的优先级排序。

但“当时合理”和“长期没有代价”是两件事。门打开了，另一扇门确实变窄了，这两件事可以同时成立。

汉字没有回来，但“读不懂自己”的问题必须处理

今天越南有一些现象容易被误读：汉喃专业还在招生，古籍整理项目在推进，传统场所出现汉字书法，学中文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有人据此说“越南后悔了”。这个判断太急。

国语字已经深度嵌入越南的教育、行政、商业和数字生活，它早就完成了本土化，不存在被汉字重新取代的现实可能。

今天越南社会面对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把汉字请回来”，而是“在国语字体系已经稳定的前提下，怎么让历史文献重新变得可读”。

汉喃能力现在的用途，和科举时代完全不同。修复一座老祠堂，匾额和楹联不能因为现代人看不懂就拆掉换新，需要有人知道上面写了什么、典故出自哪里。

整理族谱和地方档案，如果没有能读原始文献的人，材料只能停留在“保存着”的状态，无法真正进入研究和公共知识。

相关信息已对外公开，越南一些高校和机构已经在尝试用人工智能识别汉喃文字，建立从图像到现代国语字的辅助翻译系统，目标不是替代专业研究者，而是降低普通人接触古籍的门槛。

技术能走多远，现在下结论还早，但方向是清楚的：用新的工具去部分弥补旧文字转换留下的阅读距离。

另一条线是现代中文。今天越南年轻人学中文，驱动力和古代汉文几乎没有关系，更多是贸易、制造业、旅游和跨境就业。公开信息显示，越南社会对汉语人才的需求在增长，但高端、复合型的中文人才仍然不足。

这和中越之间的经济联系有关，和文化认同是两套逻辑。历史上越南使用汉文最深的时期，中越之间同样发生过战争和激烈的政治对抗。文字可以缩短文化距离，但它替国家利益做不了决定。

所以我更愿意把今天越南对汉喃的投入理解为一种“补链”，而不是“回头”。第一阶段的任务是让多数人识字，这件事国语字已经完成了；第二阶段的任务是让已经识字的人不至于和更早的自己彻底隔开，这件事正在做，而且远没有做完。

真正值得观察的，不是越南会不会恢复汉字——这既不现实，也不是越南社会的议题。更实际的问题是：当一个社会已经不再全民学习旧文字，它能不能依靠教育、数字技术和专业人才培养，把古代文献重新开放给普通人？

如果能，文字转换留下的文化代价会被部分对冲；如果不能，历史解释权就会继续集中在少数专家手里。

当年越南用一套新文字降低了进入现代社会的门槛，今天它需要面对的是另一个问题：如何降低进入自己历史的门槛。这两个任务不矛盾，但属于完全不同的时代。

参考资料：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9535162#1

https://kan.china.com/qd/mkan/article/2010369.html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3975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