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有人在网上发文说，李渊最大的错误是没有派李靖平替李世民，去对付刘武周，收拾山西的局势，因为这让李世民从此开始不断建立军功，最后掌控了军队，平定了天下，树立了至高的威望，对李建成构成了严重威胁。

事实上，这纯粹是事后诸葛亮之说，站在李渊的角度，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为什么这么说？

李渊这个人心胸狭窄，当年李渊在太原起兵前夕，李靖察觉到李渊要造反，于是伪装成囚徒，立即动身前往江都找隋炀帝告发。

结果走到半路时，因关中大乱，道路阻塞，李靖被滞留在长安。

李渊攻破长安后，第一时间要宰了李靖祭旗，然而李靖在行刑时高声自辩，加上李世民求情，李渊才暂时放了他一马，之后李靖就被划到李世民麾下效力。

虽然李渊暂时放了李靖一马，但他还是对李靖告密这事儿耿耿于怀，所以一直找机会杀了李靖。

而李靖这期间一直跟在李世民身边，参加征战。

对于李靖，李渊对他真正做到释怀，是因为李靖在南方战场打出了优异的战绩。

李靖跟着李世民讨伐王世充期间，立了大功，被授予“开府”的职务，随后不久便被调到南方战场，负责协助宗室名将李孝恭进击盘踞在南方的南梁政权。

李靖一路上，先是帮着庐江王李瑗平定当地蛮人叛乱，不久后抵达抵达峡州，由于南梁方面控制了险关要塞，李靖受阻于此，无法前行。

李渊这下可逮到报那一箭之仇的机会了，于是以逗留不进，贻误军机为理由，下诏处死李靖，后来是因为硖州都督许绍爱惜李靖的才华，上奏替李靖辩驳，才保住了李靖的命。

不久之后，李靖抵达夔州，与李孝恭会合。

然而，开州蛮族首领冉肇则起兵反唐，挥师进攻夔州，李孝恭率军进击，结果被打得大败。

这时，李靖带着八百精兵，以突袭的方式袭击了蛮兵大营，一战击破敌军，接着又在险要之处设下伏兵，干掉了冉肇则，一举平定叛乱。

这一刻，李渊才看到了李靖的军事才华，欣喜之余，直接下诏表示：既往不咎，过去的事我早就忘了。

这说明，李渊一直记恨李靖当年告发自己谋反的那件事，直到李靖平定冉肇则叛乱，他才释怀。

此后，李靖又献上攻灭萧铣的十策。

李渊是一只老狐狸，虽然在历史上存在感不高，但还是有点水平的，当他看到李靖献上的这份军事战略时，立即意识到，李靖是一个统帅之才。

所以，李渊破格提拔李靖为行军总管，并且兼任主帅李孝恭的长史（副手）。

最重要的是，李渊在诏书中表示：“三军之任，一以委靖。”

这其实就是让李靖成为实质上的三军主帅。

也是从这时起，李靖才真正获得了军事统帅级别的重用。

为什么李靖不可能平替李世民，去收拾山西乱局呢？

因为刘武周南下进犯山西这事儿发生在619年十月，而李靖前往南方战场发生在620年，这个时候，李世民先是打垮了刘武周，接着屡次击破王世充。

李靖在这期间，李渊对他当年告密之事一直耿耿于怀，总想找机会弄死李靖，而且李靖这期间也没有表现出那种在军事上独当一面，让李渊刮目相看的才能，毕竟在李世民麾下，李靖的发挥空间有限。

所以，刘武周进攻山西期间，李渊还十分记恨李靖，他是不可能派李靖平替李世民，去收拾山西乱局的。

当时能够平替李世民的人，只有两个，一是李靖，二是李世勣。

李靖不可能被启用的，而李世勣当时也抽不开身。

619年九月，窦建德南下进攻相州，淮安王李神通南逃至黎阳，也就是李世勣的驻地，但当时李神通的职务是山东安抚大使，节制山东各路唐军，李世勣也受他节制。

窦建德打来时，李世勣八成是受到李神通的拖累，十一月，窦建德攻占黎阳，李世勣本来提前跑路的，结果家人被窦建德俘虏，李世勣只好回去，也成了俘虏。

所以，作为有能力平替李世民去收拾山西乱局的人，李靖和李世勣都不可能被任用。

而李世民则成了收拾山西乱局的唯一人选。

因此，说李渊没有派李靖平替李世民收拾山西乱局，这完全是事后诸葛亮的角度，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

而且后面攻灭王世充、窦建德的战役，也没法找人平替李世民。

当时李靖在南方战场指挥平定南梁萧铣政权的战争，李世勣虽然是瓦岗军名将，但投唐以来，没有拿得出手的战绩，资历和威望都不能服众。

北方战场的主帅人选，也只有李世民，唯一有资格平替李世民的人，那就是太子李建成，但要是把太子放到危险的战场上，那显然也不太现实，所以最后只能让李世民担任北方战场的主帅了。

我要表达的意思是，在李唐统一天下的战争中，关于军事主帅的人选，其实没有人可以平替李世民，无论是李渊的心腹还是其他人，都没人能像李世民那样打出不俗的战绩。

与其说是李渊让李世民担任了主帅，不如说是战争的筛选下，李世民优异的表现，让他成了唯一有资格担任主帅的人。

那么，玄武门之变爆发前，李渊到底犯了什么错误呢？

事实上，玄武门之变前，李渊最大的错误就是优柔寡断。

毛主席在读史书时，曾经评价李渊“遇事无断制。”，就是说，李渊遇事时没有决断的魄力和勇气。

这个性格缺点在玄武门之变前表现得极为明显。

李世民潜怀夺嫡之心，这一点，李渊是清楚的，当天下基本平定后，李世民和李建成之间，为了争夺太子之位，发生激烈冲突是必然的。

这个时候，李渊要想快刀斩乱麻，及时解决这场争端，无非就两个选项。

一，立李建成，那么必须对李世民采取打压行动，或架空权力，或贬或禁。

二，立李世民，那么必须对李建成采取打压行动，或贬或禁，或采取其他限制措施。

可李渊都做了啥？

他选择中立，试图调解李世民与李建成兄弟二人的矛盾，而且静观事态发展。

这里面最关键的地方就是对李世民的封赏问题。

李世民攻灭王世充、窦建德，凯旋而还以后，李渊给了他一个天策上将这样前无古人的封号，并且让李世民担任陕东道大行台。

这里面的重点是，天策上将的地位在亲王、公爵之上，可以开府，允许其自置官属。

这意味着，李世民的天策府可以自行选拔人才，作为天策府的官员。

而陕东道大行台可以理解为唐朝陕东道军区最高军政长官。

这么一来，李世民不仅有了可以合法培植势力的天策府，还是掌握着陕东道军区的军事力量，既助长了李世民夺嫡的野心，也实质上给李世民夺嫡开了绿灯。

虽然李渊主观上可能没想这样，但客观上成就了李世民。

之后，李渊还允许李世民在亲王府开办文学馆，这意味着李世民可以合法地利用文学馆招揽文臣谋士。

此举又一次给李世民带来了极大的助力。

李世民就是利用文学馆这个机构，合法地招揽到“十八学士”，其中，著名的杜如晦、房玄龄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有了这些人才队伍，李世民的势力暴增，完全具备了和李建成一教高下的资本。

自置官属、办文学馆，这些权力那是能随便给的吗？显然是不能随便给的。

这种权力，一般只有东宫才能拥有，太子的东宫本身就是一个微缩版的小朝廷，它是比照着朝廷权力架构，配置有完备的官僚体系，目的就在于让太子提前熟悉政务，学会治国之道，为将来的皇权交接做准备。

而现在，李渊给了李世民开府以及办文学馆的权力，实质上是让李世民合法地拥有了和东宫不相上下的配置。

此等做法，无疑就是给李世民夺嫡提供了巨大的助力。

李渊在这个过程中，一直试图调解李世民和李建成兄弟二人的矛盾，但一直都无法成功。

直到杨文干谋反事件爆发后，李渊才发现，这哥俩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调解基本上是不可能了。

所以，从此以后，李渊开始调整态度，转而一边倒地支持李建成，然后打压李世民。

具体的打压措施就是，先是驱逐了亲王府谋士杜如晦和房玄龄，并禁止他们再和亲王府往来，这二位可以说是十八学士之首，没了他们，秦王府的谋臣队伍便不足为虑，这相当于断了李世民一条臂膀。

其次，利用突厥进犯的机会，打破以往让李世民担任主帅的惯例，把主帅的位置给了李元吉，同时将秦王府精兵猛将全部调入李元吉麾下，让他们随军出征。

这一整套的措施下来，李世民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核心谋臣被驱逐，精兵猛将被抽调一空，秦王府瞬间陷入孤立当中。

李世民正是在这种危急关头，铤而走险，趁他麾下那些精兵猛将还在长安的机会，发动玄武门之变，杀了李建成和李元吉，逼着李渊交出权力。

试想一下，如果等李元吉出征了，秦王府那些精兵猛将也跟着大军离开长安，李世民手里无兵无将，根本不可能有机会发动玄武门之变的。

这个过程中，李渊的做法是对的，但太迟了。

我认为，李渊的优柔寡断，把打压李世民这件事拖得太久了，一直到李世民羽翼丰满的时候才开始打压，但这个时候已经压不住了，直接逼反了李世民。

如果李渊一开始的时候，就没有给李世民自置官属的权力，也不允许他开办文学馆，那么李世民的势力不会发展这么快，甚至在夺嫡斗争中还会处于下风，这是李渊犯的大错。

他给李世民自置官属和开办文学馆的权力，实质上让李世民可以合法地扩充势力，给李世民夺嫡带来了极大的助力。

所以他一开始就不应该给李世民这些特权的。

其次，调走秦王府精兵猛将这事儿，做得也太迟了，应该在李世民攻灭王世充、窦建德，凯旋回朝后就开始布局，逐渐调离这些精兵猛将，至少不能让他们待在京城，而是要调到地方任职，从而削弱李世民的势力。

只要提前布局，把李世民变成了没有实权的亲王，他就没有夺嫡的本钱，李建成的太子之位也能保住，后面也不会发生玄武门之变。

最后，我觉得，作为一个父亲，手心手背都是肉，李渊大概是不想无故打压李世民这个打下大唐半壁江山的儿子，他既不想亏待了次子，也不想亏待长子。

在这种心态下，李渊一直想找出一个能让两个儿子都能满意的方案，所以他长期没有对李世民动手，一直居中调解。

直到最后发现调解是无效的，他的两个儿子已经水火不容了，这时才对李世民采取果断措施，但为时已晚，最终发生了玄武门之变的悲剧。

站在一个老父亲的角度，我认为这可以解答李渊为什么在李世民夺嫡一事上表现得优柔寡断的原因。

然而，作为帝王，该果断的时候就要果断，不及时打压李世民，就会害了李建成，也容易引发动乱，对儿子们的疼爱之情，这个时候应该让位于帝国的稳定。

所以，从一个老父亲的角度来说，李渊疼爱儿子的出发点没有错，但从帝王的角度来说，李渊无疑是失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