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三峡大坝建立以后，便屡屡有人质疑建立三峡大坝意义、成本和作用。其实这这笔账看起来很复杂，却也不难算。

三峡的投资总额是2500亿，在当时可谓是是比天大的巨款，折算到如今也是一笔相当大的数目。那么单从金额的角度来算，自2003年的夏天三峡送出的第一度电来算，时至今日二十多年过去了，三峡每年稳定输送1000亿度清洁能源，在2020年那年还创下了年发电量1118亿度的记录。若按普通电价0.5元计算，单这二十来年三峡电费收入已经超过8500亿。且不算充足的电量为华中、华东甚至西南地区经济发展带来的助力，以及它对航运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发展同样是无可替代。

但三峡的建立，经济和环保效益还在其次，三峡地第一要务还在于防洪减灾。

长江是亚洲第一大河，他流域面积达180万平方公里，支流万余条，是它养育了早期的中华文明，而如今他依然滋养了近五亿人口。然而它虽哺育了中华民族，也带来了无穷水患灾难。从历史记录可知，自汉初到清末，长江发生毁灭性洪灾214次，平均几乎十年一次，到了20世纪后灾难依旧频繁，如今我们记忆最深刻的便是1998年的特大洪灾，长江中下游五省造成了1562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达2000多亿的惨痛记忆。

这二十年来，三峡拦洪多达70余次，拦畜50000立方每秒的编号洪水21次，70000立方每秒以上的洪峰3次。每一次的阻拦都攸关着中下游人民的生命财产，每一次都护住了国计民生。在2010年的7月20日，长江就曾出现流量超过1998年特大洪灾的洪峰，但这一次无情的大水被三峡大坝成功的拦下了，避免了1998年的惨剧重演。

其实，最早提出三峡工程设想的是孙中山。而后，经由新中国成立后的几代中国人接力攀登，这历经百年周折的宏伟工程才得以实现。

1894年，年仅28岁的孙中山发现三峡那险峻的地势和巨大的落差是借水力生电的好地方。于是，他当即上书李鸿章，以恳切的措辞，新颖的言论，向清廷介绍了西方先进的“水力生电”技术。只可惜腐朽的清政府对此提议不屑一顾，于是孙中山的第一次三峡石沉大海。

时至1919年，孙中山再次在他的《建国方略·事业计划》中提出 开发三峡水力资源，用三峡的水力发电来推动全国经济的发展。在计划中他写道：“自宜昌而上入峡行，约一百英里而达四川之低地。此地学界所谓红盆地也。此宜昌以上迄于江源一部分河流，两岸岩石束江，使窄且深，平均深有六寻（三十六英尺），最深有至三十寻者。急流与滩石沿流皆是。改良此上流一段，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以溯流以行，而又可资其水力。”这应是历史上第一次有人明确的提出了整治三峡巷道，开发三峡水利的问题。

五年后的1924年，孙中山在对广州高校作《三民主义》演讲时，再次提到了对三峡水利资源开发的重要性。他说道：“像扬子江上游夔峡的水力，更是很大。有人考察由宜昌到万县一带的水力，可以发生三千余万匹马力的电力。像这样大的电力，比现在各国所发生的电力都要大得多。不但是可以供给全国的火车、电车和各种工厂之用，并且可以用来制造大宗的肥料。……让这么大的电力来替我们做工，那便是很大的生产，中国一定是可以变贫为富的。”

此时，他将开发三峡水力资源与他的富国梦联系了起来，他已经深切的意识到了三峡的战略地位和开发三峡的深远意义。

不幸的是，《建国方略》正式出版不久，孙中山就在北京病逝。但他开发三峡，振兴中华的富国梦已经在中国人民心中种下了一颗希望的火种。

1930年民国政府曾根据孙中山的设想派考察队勘察三峡，准备规划水力发电，只可惜因为重重困难而草草收兵。在蒋介石当政时期，他的主要精力皆放在围剿红军上，甚至以江水作为对付革命力量的武器。因此，开发三峡的方案便一直无人问津。

直到1944年，抗战胜利在望，民国政府希望加强生产以弥补战争消耗，成立了战时生产局，聘请了美国著名经济专家潘绥任顾问。而后，潘绥提出了由美国政府贷款9亿美元并提供设备，帮助中国在三峡建立水电站和化肥厂的计划，得到了中美朝野的重视。很快，美国著名水利专家萨凡奇便带队到三峡考察，而后在中美间积极协调，寻求中美在三峡工程上的合作。

只可惜民国政府此次作为不过为了应付人民，也是为了向美国政府寻求更多的军事援助罢了。因此，1947年5月15日，民国政府发布新闻，再次宣告三峡计划工作的暂停。孙中山的三峡梦再次落空。此时萨凡奇已经为三峡付诸了巨大的心血，得知三峡工程停止后，不禁老泪纵横，多年后他曾他怅惘地说：“三峡对于我，已是一个失落了的美丽而又痛苦的梦境。”

终于，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孙中山的三峡梦终于得到了根本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