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9月29日，毛主席在自己的书斋内接见了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见面第一句话，毛主席问客人：

“田中先生，和我家的他吵完了吗？不能不吵啊！”

毛主席口中的这个“他”，指的便是周总理。

在外交场上，周总理极具魅力，他举止儒雅，处事周到，向来以“求同存异”的理念广结各国良友，很少展现强硬的一面。但此次中日两国洽谈建交事宜，总理却一反常态，在谈判桌上和田中角荣争得互不相让，甚至两度发了脾气。

显然，能让周总理如此大动肝火的原因只有一个，那便是日方的言行触及了中国的底线。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使日本内阁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惶恐。

二战之后，日本奉行“一边倒”的对外战略，不仅与美国建立了同盟关系，还甘当美军在亚洲的军事前哨，与苏联阵营进行冷战斗争。包括对待中国的策略，日本也是延续美国的方式，总体上以对抗和遏制为主。

然而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中国干了两件大事，先是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再是与美国顺利建交。这双板斧下来，对日本的冲击是巨大的。原本和美国联手对抗中苏，日本还有几分底气，可如今中美关系缓和，等于把日本夹在中美苏三个大国之间，里外不是人。

日本内阁有意缓和与中国的外交关系，使自己在亚洲不至于四面树敌，但基于两国的历史宿怨，要跨出这一步的阻力非常之大。1972年，曾让中日关系走入“死胡同”的佐藤荣作在民众声讨之中，黯然下台。继任首相的田中角荣极具魄力，7月份赢得选举，9月份便搭上了出访中国的专机。

田中角荣此行的目的只有一个：促成中日关系正常化。

田中角荣能够顺利访华，还有一个人发挥了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这便是周总理。早在池田勇人、佐藤荣作两任内阁时期，周总理就接见过不少日本友人，持续释放出中国想要打开外交大门的决心，但始终未能如愿。

在田中内阁成立的第一时间，周总理就派出上海芭蕾舞团去东京演出，意在重现中美“兵乓外交”的成功模式，在外交上“民间先行，以民促官”，为两国正式建交打好铺垫。

得知田中角荣即将访华后，周总理曾特意叮嘱接待人员：

“要参照接待尼克松的方式接待田中角荣，而且温度要更高。”

所谓“温度”，便是人情。

1972年9月25日，田中角荣率230余人的庞大代表团飞抵北京，周总理亲往迎接，仪式很隆重。他安排田中一行住进了尼克松曾住过的18号楼，这里规格高，条件好，更重要的是可以体现出一层意思：在中国外交的视角中，日本和美国的地位是平等的。这对于好面子的田中角荣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惊喜。

为了招待日本使团，周总理还筹划了一场规模宏大的欢迎宴会，到场的社会贤达有近700人。周总理特意关照，让乐队演奏《佐渡十调》、《金比罗船》等歌曲，这都是田中首相、大平外相家乡的曲子。

酒过三巡，总理亲自执箸为田中角荣布菜，斟茅台酒，他知道田中角荣不善饮酒，还特意解释说：

“这酒，喝多少杯都不会上头。”

人情已经到位，接下来便应该进入正题了。

在宴会的致词环节，周总理说了两段话。

他先是夸赞田中角荣“揭开了中日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同时指出中日两国在历史上，有着两千年的友好来往和文化交流，两国人民结成了深厚的友谊，这值得珍视。

但紧接着，总理话锋一转，强调说自从1894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中，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的经验教训，必须牢牢记住。

两段话是递进的关系，周总理表达了与日本建交的愿望，但也透露出中国对于两国关系改善的前提，是日本应该为曾经的侵略战争做出道歉。

总理之后，便轮到田中角荣说祝酒词，他说了一段感谢的话，但在最后结尾的时候，补充说道：

“遗憾的是过去几十年间，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其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反省之意。”

当日方翻译将此译成中文宣读后，会场上顿时鸦雀无声。

气氛变化就是那么一瞬之间。

什么叫“添了麻烦”？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牺牲了一千多万人，经济损失高达二千亿美元，这仅仅是“添了麻烦”？这个词分量太轻，没有半点诚意。这篇稿子要是公布出去，谁要是再谈中日友好，老百姓怕不是会戳他们的脊梁骨。

据很多与会人员的回忆，当时周总理只是闭目听着，没有说话。直到宴会结束后，多数人已经散去，总理这才缓步走到田中角荣面前，语气中已然带着愤怒，他说：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您只说‘添麻烦’就了事了？用这一词汇作为对过去的道歉，中国人民是不能接受的！”

第二天首脑会谈，中日之间不愉快的氛围明显加重。

此次谈判，要解决的是建交的两个前提：

第一、日本要与台断交。

第二、日本要为侵华战争道歉。

并且就昨天田中角荣的那番话，周总理再次提出了严正抗议。根据时任外交部长姬鹏飞的回忆，总理当时说得很直接：

“田中首相所说的‘添了很大的麻烦’这一句话，引起了中国人民强烈的反感，因为普通的事情也可以说添了很大的麻烦。”

对于周总理的纠正和批评，田中角荣是怎样回答的呢？

他解释说，自己在致辞上说的那个词并非“添了麻烦”，而是“迷惑”，在日语中是诚心诚意地表示谢罪的意思。并且田中角荣还借口这一词汇起源于中国，是因为日语和汉语的表达不一样，这才造成了误会。

对于这番托词，周总理很不满意，他直接告诉田中角荣，这个词在英语中的翻译就是“make trouble”，意思是制造麻烦，所以哪怕在日语中有其他意思，这个词汇都不能适用于中日建交当中。

日本学者服部龙二曾在自己的著作《日中国交正常化》中，用“怒发冲冠”一词来描述了周总理当时的情绪。周总理不肯让步，这也是他继昨天的质问之后，第二次明显带着愤怒的情绪。

中日建交如此重要的场合，日方却在涉及侵华战争的关键措辞上，采用意思含糊不清的词汇，这难道仅是无心之失？一旦中方允许了日方的蒙混过关，到时候文稿公布出去必将后患无穷。万一中日建交后，日方借此漏洞拒绝再因侵华战争道歉，只用“添了麻烦”敷衍了事，中国岂不是要吃了哑巴亏？

显然，周总理是看透了日方设下的把戏和陷阱。

双方的第一轮会谈，就此不欢而散。

会后，外交部长姬鹏飞曾和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有过一次“密谈”。当时两人坐在一辆汽车里，一对一会谈，双方都非常坦诚。

大平正芳说自己年轻的时候，曾受命到中国的张家口作过社会调查，为期一年十个月，那时正值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他亲眼目睹了日本铁蹄下中国山河的破碎，以及中国百姓在战火中的流离失所。对此，大平正芳说他找不出任何理由来为日本军国主义开脱。

这番话无疑是真诚的，不过大平正芳同样也直言不讳：

“但是，我现在只能站在日本外务大臣的立场上说话。”

这话什么意思？大平正芳知道日本错了，但是不愿意在官方的场合承认。如今中日建交，双方首先看重的，都是维护自己国家和国民的利益。而问题的焦点和要害，则在于如何看待那场侵略战争。

大平正芳认为田中角荣有自己的苦衷，他也是战争后期被征兵，到过牡丹江，不过后来因为患病被送进了医院，还没打过一枪战争便结束了。田中角荣深知日本在战争中犯下了过错，但他如今顶着巨大压力出访中国，已经遭到了日本国内不少人的威胁和抵制，如果在建交过程中姿态放得过低，完全揽下战争的责任，回国之后怕是不好交代。

大平正芳的这番话，揭示了日方在道歉措辞上“闪烁其词”的深层原因：这并非完全出于无知或傲慢，而是一种精心计算的外交策略，旨在用一种既能满足中方部分要求，又能在国内勉强过关的模糊语言来“蒙混过关”，他希望中方能理解日方的难处。

就当周总理与田中角荣在谈判桌上激烈交锋的同时，毛主席也在幕后审视着局势的发展。在中日接连几轮磋商之后，毛主席提出要亲自会见田中角荣和大平正芳，这并非官方性质的见面，更像是朋友之间的聚会，因此地点便选在主席的书斋。

毛主席当时一见到田中角荣，便抛出了开篇的那句话，问他是不是和周总理等人“吵”的很激烈，还说“不吵架可不行啊，吵架后才能成朋友。”主席处理外交问题向来都是如此，一方面他会严正指出一些问题，但紧接又会以相对幽默的话语，来避免让对方陷入尴尬。

此次谈话，除了交流感情，主要还是得解开双方之间的误会。毛主席在提及日本关于战争的态度时，做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他说：

“只说句添了麻烦，年轻人不满意。在中国，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裙子上时说的话。”

毛主席没有说自己不满意，而是说年轻人不满意。这里的“年轻人”，既指参与中日谈判的外交精英们，也指更加广大的中国青年。

事到如今，田中角荣也认清了形势，中国在历史问题上，是绝对不会妥协的。于是他提出日本可以退一步，说如果中方如果有更适当的词汇，可以按中国人习惯进行修改。

谈话的最后，毛主席走到自己的书架，挑选了一本《楚辞集注》送给田中角荣。而对于主席为何要送出这本《楚辞集注》，一般有三种猜想：

第一种最常见，是认为毛主席向来都喜欢将心爱之物赠送外宾，而这本《楚辞集注》是由中国近代书法家沈尹默题写书名，很是贵重，用来当做“国礼”最合适不过。

第二种来自日本国内，有说法称毛主席之所以赠送楚辞，是暗示日本应该向被秦国征服的楚国诗人屈原学习，在中国面前要恪守礼义廉耻。

第三种则是部分史学家的推测，在这本《楚辞集注》中有一句话，叫“忼慨绝兮不得,中瞀乱兮迷惑”。毛主席以此为礼，其寓意不言自明，这既是在回应 “迷惑”一词的真正词意，也是在以一种极富文化内涵的方式告诉对方，中日之间应该加深交流以化解误会。

在告别主席后，大平正芳再次找到姬鹏飞，从上衣口袋取出一张纸条递给他，上面写着：

“日本对过去通过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灾难，痛感责任，深刻反省。”

大平正芳不大情愿地说：

“这是我方所能做出最大限度让步的底线。”

其实按中方谈判代表商量的意见，这种程度依然不够，有人认为不应该写成“战争”，而是必须注明“侵略战争”。姬鹏飞不敢擅自作主，只好去请示周总理。周总理权衡再三，认为关注的焦点应该在日方认错的态度，至于其他细枝末节，则可以适当放宽，尽快促成中日建交，才是重中之重。

1972年9月29日，《中日联合声明》正式公布，中日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争斗百年的宿敌国家，在这一天化干戈为玉帛。

分别之际，周总理送给了田中角荣一份特殊的礼物。他从《论语·子路篇》中摘引了“言必信,行必果”，铺开一张纸，在上面题下了这6个大字，赠给田中角荣。田中角荣接受之后，也铺开一张纸，挥毫写下了“信为万事之本”几个大字，回赠总理。

此时中国执行，令田中角荣对周总理的胸怀和气魄尤为钦佩，他后来曾专门写诗称赞总理是“躯如杨柳摇微风，心似巨岩碎大涛”。

1972年的中日建交谈判，是一场载入史册的外交杰作。从周总理“温度要更高”的善意铺垫，到欢迎宴上因“添了麻烦”而骤然降至冰点的气氛；从谈判桌上寸步不让的激烈交锋，到“车中密谈”里大平正芳的无奈与坦诚；最终到毛主席“不能不吵”的战略点拨，与赠送《楚辞》的深远寓意。整个过程跌宕起伏，堪称英雄缔造时势的经典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