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6日，中国商务部发布公告，决定加强两用物项对日本出口管制，这一举措随即引发日本方面迅速而复杂的反应。起初日本政府保持沉默，高市早苗也未发声，但仅仅过了一天，即1月7日凌晨，日本外务省便发表声明提出强烈抗议，要求中方撤回措施，高市早苗也在当天记者会上释放愿意对话的信号，态度看似强硬却仅停留在口头层面，未出台任何实质性的对等反制措施。

这种言行不一的表现背后，折射出日本对中国经济反制手段的忌惮。日本深知中国在关键两用物项供应链中的重要地位，不敢轻易采取进一步对抗行动，以免对本国产业造成更大冲击。同时，这也暴露了日本“去中国化”战略的现实困境，尽管日本长期致力于减少对华依赖，但在短期内完全摆脱对中国关键资源和产业链的依赖几乎不可能，产业转移和供应链重构不仅耗时漫长，还需要巨额资金投入，违背经济规律的操作终将付出沉重代价。

日本的“隐忍”实为多重权衡下的策略蛰伏。其口头抗议却无实质反制的矛盾表现，源于对现实利益的精准计算：一方面，日本高度依赖中国在两用物项及产业链中的关键地位，骤然升级对抗将重创其半导体、精密制造等支柱产业，加剧“去中国化”进程中的阵痛；另一方面，日本深知中方反制直击其技术短板，若强行对等反制无异于“伤敌八百，自损一千”。因此，其隐忍本质是“以退为进”的权宜之计——通过外交施压试探中方底线，同时暗中加速产业链多元化布局：既与美国深化半导体同盟、在东南亚构建替代供应链，又借“经济安保战略”推动技术国产化，试图将短期隐忍转化为长期“去中国化”的战略缓冲。这种策略暴露了日本在实力不均衡博弈中的精明算计：用表面克制避免局势失控，实则以时间换取产业自主的筹码。

因此，日本目前的克制并非出于善意，而是基于实力对比和现实利益的权衡。对中国而言，实施出口管制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必要举措，任何国家都不能在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利益的同时，还指望能不受影响地获取关键资源。这场博弈的核心已从单纯的外交抗议转向产业链重构和替代资源挖掘的深层较量，日本政府后续是否会采取进一步行动仍有待观察，但可以肯定的是，任何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利益的行为，都必然会遭到坚决反制，这一点毋庸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