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历史中，有一场战役几乎人人耳熟能详，那就是飞夺泸定桥。

然而，这场被写进诗词、载入史册、出现在无数影视作品中的战斗，最关键的22位突击队员，姓名却一度湮没无闻。

几十年后，调查人员辗转全国，才在河北廊坊找到第一位有名字的英雄。四十多年走南闯北，调查团终于陆陆续续了解到当年事件，这22位英雄究竟是谁？

1935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正在进行长征，而他们此刻最紧急的处境是：大渡河横在眼前，敌军正在步步紧逼。蒋介石调集重兵，妄图重演石达开被困大渡河、全军覆灭的历史悲剧。

当时红军部队刚刚突破安顺场，成功渡过大渡河一支小部队。但由于船只极少，主力无法迅速跟进，刘伯承组织的几次搭桥尝试也因水急失败。

朱德、周恩来等人在安顺场紧急开会，决定兵分两路，一路从东岸沿河北上，另一路从西岸并肩推进，目标是抢夺上游的泸定桥，作为红军主力渡河的生命通道。

这个决定极具冒险色彩。从安顺场到泸定桥的320里山路，红四团被要求在两天内赶到。而这支部队刚经历完连续作战，体力接近极限。5月27日，红四团接到命令后立即出发，28日凌晨再次接到军委电令：“必须在29日夺取泸定桥”。

这意味着，他们要在一昼夜内急行军240里，而当时的部队穿的是草鞋，夜雨滂沱，道路泥泞，山路陡峭。为了防止滑落山崖，杨成武下令士兵们解下绑腿系在一起拉着走，有人甚至边走边打盹。

5月29日清晨，红四团终于赶到泸定桥西岸。敌人的防御早已布置好，桥板被拆，只剩13根铁索。对岸的川军已经在桥头架起机枪，准备死守。每一个人都明白，这场战斗如果失败，不仅红军主力过不了河，整个长征都可能就此结束。

当天中午，红四团完成了兵力部署。团长王开湘和政委杨成武决定抽调22名战士组成突击队，从铁索桥上强行突破敌人防线。这些人必须具备极强的体能、心理素质和作战经验。罗华生作为红四团2连党支部书记，负责具体选人，他的标准是三条：基层干部为主、有战斗功绩者优先、入党入团积极分子优先。

这22人中包括连长、指导员、党支部书记、班长等基层骨干，也有主动请缨的普通士兵。比如红四团3连的党支部书记刘金山，他不是被选中的人，但他坚持要加入。

他说：“我枪打得准，又会甩大刀。”为了证明决心，他当场咬破手指，把血滴在旗上，罗华生最终答应让他加入。

当天下午4点，冲锋号响起，22人冒着敌军密集火力，从桥头跃出，开始用手爬铁索过桥。敌军随即架起机枪，随后更在桥头点燃大火阻击。突击队长廖大珠的帽子和眉毛都被火烧掉，他脱去上衣赤膊上阵，带头冲进火海。

与此同时，红四团3营7连已从下游偷渡，红一师也赶到战场，从敌军后方发起攻击。敌人腹背受敌，川军指挥官李全山见势不妙，弃桥而逃。

战斗从发起到结束，不到两小时。红军成功占领泸定桥，为主力部队开辟了生路。6月2日，红军主力全部成功渡过大渡河，蒋介石全歼红军于大渡河的计划彻底破产。

但讽刺的是，就在这场决定命运的胜利后，这22位突击队员却悄然返回各自部队，继续长征。没有庆功、没有留名，也没有照片或档案留下。

时间来到1966年，王永模调任泸定县县委，第一次亲眼看见泸定桥。他震撼于这座桥承载的历史，也疑惑于突击队员名字的空白。从那时起，一个念头在他心里扎根：一定要把这些人的名字找回来。

真正开始系统调查，是在1975年。泸定县委正式成立调查团，王永模带队，走访全国各地烈士纪念馆、军区档案馆、老战士家属。调查进展极其缓慢，直到在江西革命烈士纪念馆，他们发现一份名为刘梓华的烈士档案。

这份档案明确记载：刘梓华是“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英雄之一”。但纪念馆按规定不允许提供原始材料，只说资料来自河北廊坊军分区。调查团几经协调，终于拿到了刘梓华的军人登记表和一份关键材料——处分登记表。

这份处分记录写着：1936年，刘梓华因不慎丢失“飞夺泸定桥18勇士勋章”而被通报批评。这一信息不仅证实了他就是突击队员之一，还间接说明了：突击成功后，组织上为18位生还者颁发了荣誉勋章。

原来，22位突击队员中，有4位牺牲。

通过王永模等人的不断努力，陆续确认了5位突击队员的身份：廖大珠、王海云、刘金山、李友林、刘梓华。

其中，刘金山留下的口述资料最为珍贵。他回忆，突击队胜利后，每人获得一副碗筷、一套衣服和一支钢笔。他把钢笔一直保留到晚年。抗战时期腹部负伤，白求恩医生为他做手术，最终他活到了1999年。

还有一个名叫“云贵川”的战士，是15岁左右的苗族小伙子。因没有正式姓名，战友们就以他来自的地区称呼他。他英勇无畏、身手敏捷，在杨成武将军的记忆中极为鲜明，但至今无法确认真实身份。

调查中还找到7位可能的突击队员（如赵长发、杨田铭、魏小三等），但缺乏确凿证据，尚未最终确认。

王永模用40年时间，跑遍全国各地，去烈士陵园、军分区、老兵家属家中寻找一纸证明、一句回忆。他说：“我爱重庆，但我更爱泸定桥。”

他的执着，是对历史的坚守，也是对无名英雄应尽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