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那”这个词语对中国人而言，承载了太多沉重而痛苦的历史记忆。这个如今被视为蔑称的词汇，其背后是近代中国几十年被侵略、被凌辱的血泪史。许多人误以为它是日本人创造出来侮辱中国的，但事实上，它的起源要复杂得多。

“支那”实际上是梵文“Cina”的音译，起源于古代印度对华夏的称呼，意为“中国丝绸”。随着汉代佛教传入，“Cina”一词也传入中国。历史学界普遍认为，古罗马的“Sinoa”、英文的“China”等西方语言中对中国的称呼，都源自这个梵文词。

唐代，这个词通过遣唐使传入日本，开始被日本人使用。但当时，它仅仅是一个中性的地理标识，没有任何贬义。

耐人寻味的是，在清末时期，“支那”一词曾被中国有识之士广泛使用，甚至带有一定的积极色彩。比如宋教仁等留日学生创办的革命杂志就命名为《二十世纪之支那》，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也用“我支那四万万余人大梦唤醒”来表达民族意识的觉醒。

这个词的含义发生根本性转变，始于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清朝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惨败于日本之手，这场胜利让日本的民族优越感急剧膨胀，对中国的态度也从表面的尊敬转为公开的蔑视。

甲午战争前，日本虽已轻视清政府，但官方文书中仍规规矩矩地称中国为“清国”。战后，日本开始在日常交流和媒体中轻蔑地使用“支那”来指代中国，凸显其对中国的蔑视态度。

即使1912年清朝灭亡，中华民国成立后，日本官方文件仍坚持使用“支那共和国”而非“中华民国”的正式国名。这种故意为之的称呼，体现了日本对中国主权的不尊重。

蒋介石政府对这一称呼深感不满，1930年曾通过外交部正式照会日本，要求其在官方文件中停止使用“支那”一词。日本表面妥协，在正式文件中改用“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但媒体和民间仍然我行我素。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对“支那”一词的使用达到了顶峰。他们称侵华战争为“支那事变”，侵华部队为“支那派遣军”，甚至日常骂人也会用“支那马鹿”，贬低劣质产品则为“支那式”。

正是由于这个词语与抗日战争这段民族伤痛紧密相连，中国人对其产生了本能的反感与抵触。它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称谓，而是民族屈辱历史的象征。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为改变这一蔑称创造了条件。在盟军最高司令部的干预下，日本官方逐渐停止使用“支那”称呼中国。但真正让日本社会彻底摒弃这一称谓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表现。

当中国军队与世界最强大的美军打得难分难解并最终稳住三八线时，日本社会才真正意识到：中国已经不再是那个可以任人欺凌的弱国。自此，日本主流社会才开始真正摒弃对中国的蔑视态度，以及与之相伴的蔑称。

在国际关系中，相互命名从来不是单向的。历史上，中国曾给日本起过多个名称，这些名称同样记录了中日关系的变迁。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将日本称为“东夷”，其中“东”指其方位，“夷”则指未开化的偏远民族。这个称呼体现了当时中国作为中央帝国的优越感。

汉代，中国给日本正式取名“倭国”。“倭”是象形字，意为身材矮小之人，这恰如其分地描述了当时日本人的身高特征。1784年在日本福冈出土的“汉倭奴国王印”证实了这一称呼的历史。这枚金印是东汉光武帝刘秀于公元57年赐予日本国王的。

“倭奴”这一组合词令许多日本学者如鲠在喉，长期不愿承认这枚金印的真实性。直到1956年中国云南出土了西汉“滇王之印”，才最终证实了汉朝赐印的历史事实。

到唐代，日本已对“倭国”之称不满，遂向唐玄宗请求改名。鉴于当时两国关系良好，唐玄宗应允了请求，“日本”这一国名才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

宋元时期，中国官方多称日本为“东瀛”或“瀛洲”，但民间仍习惯称其为“倭人”。虽然“东瀛”听起来文雅，但一个“东”字依然明确了日本作为附属国的地位。

明代，随着倭寇在东南沿海肆虐，中日关系急剧恶化。“倭寇”这一称呼应运而生。为抗击倭寇，明朝军民付出了十余万生命的代价，直到戚继光最终平定倭患。

“倭寇之乱”彻底消磨了中国人民对日本的最后一丝好感。此后，中国民间开始称日本流氓为“日本浪人”。鲁迅在《华盖集·“公理”的把戏》中直言不讳地指出：“我们国内的战争常有日本浪人从中作祟，使良民愈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对日本而言，“倭寇”和“日本浪人”是最刺痛他们的称呼。因此，在日本媒体和历史教材中，这些词汇大多被有意回避。

随着近代中国国势衰落，日本对中国的野心日益膨胀。1874年，日本以“牡丹社事件”为借口首次武装侵略台湾。软弱的清政府不仅未能有力回击，反而签订《台事专条》并赔款。

这次试探让日本看清了中国的虚弱，继而吞并琉球、侵略朝鲜，为全面侵华做准备。甲午战争后，日本已毫不掩饰其对中国的领土野心。

1931年“九一八事变”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的开始。初期，由于连年内战，中国普通民众对国战概念模糊，许多人稀里糊涂地丧生于日寇屠刀之下。随着日军暴行频传，中国人民终于认清了日本侵略者的真面目。

全国人民开始称日本兵为“小鬼子”、“日本鬼子”、“日寇”等。这些称呼已经超出侮辱的范畴，直接将日本兵从人类中剔除，视其为恶鬼。不仅民间如此，官方报纸也公开使用这些称谓。

“小日本”这一称呼尤其深入人心，几乎成为中国人口语中的固定表达。中国人民不仅在口头上辱骂日本侵略者，更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日。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离不开全国民众的积极参与和支持。

对日本而言，中国给它的这些称呼既是不堪的回忆，也是失败经历的见证。因此，日本人对这些称呼讳莫如深，尤其是右翼分子，一听到这些词语便会暴跳如雷。

词语的力量是巨大的，它不仅能传递信息，还能承载情感、价值和权力关系。历史上，国与国之间的相互称呼，往往反映了彼此的实力对比和国际地位。

当一个国家强大时，其对自己的称谓往往会被他国接受和尊重。而当一个国家衰败时，甚至连自己的正式国名都可能被忽视和篡改。中国与日本之间相互称呼的变迁，生动体现了这一点。

从“支那”到“中国”，从“倭国”到“日本”，这些称呼的变化不仅反映了两国国力的消长，也记录了东亚国际秩序的演变。词语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国家实力的兴衰更迭。

今天，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人民已经挺直了腰杆。在这个依然信奉实力原则的国际社会中，中国的强大实力成为了国家尊严最坚实的保障。

现在，即使日本右翼对中国给它的称呼感到愤怒，中国人民也有足够的底气不予过分在意。因为国家的强大，使得我们不再需要依靠词语来维护尊严——实力本身就是最好的证明。

词语的战争虽然没有硝烟，但它同样是国际政治中权力博弈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支那”到“中国”，一个称呼的变化，见证了一个民族从屈辱到自强的艰辛历程。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要想赢得尊重，首先必须自己强大起来。词语的选择权，永远掌握在强者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