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3日，第15届胸痛中心大会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成功举办。这是大会首次选址香港，与深圳分会场遥相呼应。这表明，中国胸痛中心建设在完成国内深度覆盖之后，正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区域。
会议期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百姓健康频道（CHTV）特邀厦门市心血管病医院院长王焱教授与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尼”）心脏协会主席Ade Median Ambari教授，分别就中国胸痛中心模式的国际化分享了看法。王焱二十多年前曾在香港工作，如今以中国胸痛中心代表的身份回到这里；Ambari则从雅加达飞来，带着印尼心血管救治的困境与期待。
王焱教授（左）和Ade Median Ambari教授（右）
中国花十五年建成的胸痛中心体系，能不能复制到东南亚？如果能，如何相互借鉴与调整？两位专家的答案，比预想中更加一致。
两张“名片”2.9%的死亡率与“不分贫富”的救治对于中国胸痛中心十五年建设的成效，Ambari教授特别注意到一组数据：急性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TEMI）患者的死亡率从2%至12%的范围降至2.9%。他表示，这个降幅非常惊人，“是印尼必须向中国学习的首要理由”。他表示，印尼尚无国家层面的胸痛中心，心血管死亡率也居高不下。
中国是怎么做到的？王焱教授回顾了中国胸痛中心从无到有的过程。最早，中国医生走出去学习，去欧美培训。后来，中国在某些技术、某些疑难杂症领域开始起到带头甚至引领作用。胸痛中心建设更是如此——从城市到医院，从县里到村里，从基层版到标准版，十五年间完成了惊人的普及。本次大会在香港发布了《胸痛中心建设与认证标准（国际版）》，标志着中国从“跟跑”转向“部分领跑”。
那么，“中国模式”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王焱教授给出的答案是制度。他指出，中国的做法不是“看人下菜碟”，无论身份、职业如何，无论经济条件好坏，都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标准化救治。把时间抢下来，老百姓的命就保住了。这种普惠性，是中国胸痛中心最值得输出的部分。
Ambari教授表达了一个相似判断：胸痛中心建设必须成为国家项目，需要卫生部的深度参与。他指出，印尼有全民医保，覆盖面超过90%，但这远远不够。没有制度化的推动，没有政府层面的主导，再好的技术也难以落地。
一个靠制度兜底，一个呼唤制度入场。中国用2.9%的死亡率证明了自己，也用“百姓生命至上”的规则说服了对方。这或许就是中国胸痛中心走向国际的底气所在。
硬件买得到，流程买不到中国胸痛中心模式要走出去，最该输出的是什么？是导管室、支架、机器人，还是别的什么？
王焱教授提到，他曾在香港工作多年，对当地医疗体系非常熟悉。香港玛丽医院在启动胸痛中心建设之前，从未开展过急性心肌梗死的直接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2023年正式启动建设后，两年多时间，D2W时间从110多分钟降至63分钟。他指出，这一变化靠的不是引进新设备，而是体系层面的磨合——不同的转诊制度、急救系统的联动、公立与私立医院的协调，都需要逐一理顺。
Ambari教授则指出，印尼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困境。该国有2.88亿人口，分散在上万个岛屿上，全国只有300个导管室和400名介入心脏病医生。政府计划两年内增加到500个导管室，但硬件缺口只是问题的一部分。他强调，建设胸痛中心之后，评估才是最重要的环节。他明确指出，需要通过door to wire、door to balloon等指标来衡量成功与否，最终目标是降低死亡率和致残率。
虽然表述不同，两位专家的回答都指向同一个结论。王焱教授谈的是体系磨合的难度与必要性，Ambari教授谈的是评估指标对成效的验证作用。一个输出方，一个需求方，都不约而同地将流程管理与质量控制置于硬件之上。导管室可以进口，支架可以采购，但一套能够持续改进的时间管理体系，才是中国胸痛中心模式真正的核心资产。
从金砖培训到远程机器人——不是强加标准，而是一起走厦门市金砖培训项目三年计划培训50人，已完成38人。王焱教授注意到，学员们对国产器械兴趣浓厚——医院目前器械国产占八成，价廉物美。他感慨，20～30年前中国医生去欧美学，现在“轮到别人来中国学”。
但他同时指出，东南亚国家的制度不同。英联邦体系、公私医院并行、医生两头执业。王焱教授表示，要帮助这些国家依照自己的制度去建设胸痛中心体系，不能简单复制中国的经验和模板。
Ambari教授简述了印尼的路径：先由印尼心脏协会与CCA合作，做出示范模型，再向卫生部汇报，争取成为国家项目。从大城市起步，逐步建立转诊体系。印尼每年输送介入医生到中国进修，部分已学成回国。此外，他建议，两国还可以联合做注册研究，共享数据，共同发表。他强调，中国国产支架和设备价格更低，可以帮助印尼降低PTCA手术成本，带来胸痛救治的新范式。
Ambari教授还详细介绍了印尼的全民医保体系。该国已覆盖90%以上人口的社会保障计划，急性心肌梗死的直接PCI手术在报销范围内。但硬件之外更需要体系化建设。胸痛中心应当成为国家项目，每个城市建立自己的胸痛中心，配合导管室和转诊体系，并持续评估成效。
王焱教授强调，“协同共治”是全球胸痛中心体系合作的方向。各方协同起来，共同降低急性心肌梗死等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他还透露，中国已在全球率先开展二尖瓣、主动脉瓣的远程机器人手术，未来甚至能跨国遥控。他说：“至少在部分领域，中国已经是领跑者。”
结语第15届胸痛中心大会在香港宣布国际版标准，不仅仅是一个仪式。王焱教授与Ambari教授这场跨越国界的对话，恰好诠释了“国际版”的真正含义：中国从不认为自己手握唯一答案，胸痛中心建设也没有“最佳”模板。
显著降低的死亡率是成果，普惠性制度是灵魂，流程管理是刚需，而因地制宜、联合研究、协同共治才是出路。从厦门的金砖培训基地到雅加达的示范中心，一条新的心血管救治网络正在成形。这不是中国单方面的“走出去”，而是亚洲区域内的“一起走”。当“点亮”与“协同”成为共识，受益的将是每一个被时间追赶的胸痛患者。
来源：医学论坛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