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2月24日清晨，湘江冷雾未散，长沙市工务局的卡车已经在烈士公园工地忙碌。现场负责的工程师突然接到通知：奠基仪式提前到翌年元旦，并由程潜和黄克诚共同主持。消息传出，市里立刻冒出几句嘀咕：“程潜过去是国民党将领，让他站在最前面合适吗？”

长沙打算修建烈士公园，最初并不在政府年度计划。1950年“清剿”结束后，湖南各县的烈士陵墓数量巨大，分散又零乱，群众祭扫不便。省政府开会讨论集中纪念设施，园址选在碧湘街东北角，规划部按苏式公园标准设计湖面、纪念塔、英名墙，预算二百余万元。可一到“谁来主持”这个环节，委员们意见分歧，会议一连拖了三次。

分歧的焦点在程潜。和平解放湖南的第一个签字者，建国后又任省政府主席，可在一些干部眼里，他仍然是“旧军人”。程潜本人反倒谨慎，曾表示“我坐在主席台后排就行”。黄克诚却坚持把他推到前排，用一句话概括：“参加革命的时间早晚不重要，关键看在关键时刻站在哪一边。”

故事得从1949年说起。那年五月，毛泽东在西柏坡点名让黄克诚去湖南：湘西是匪患区，洞庭湖是粮仓，湖南能否平稳过渡，对南下大军至关重要。黄克诚临行前只带三句话——跑步进入湖南、用政治争取最多的人、对土匪要狠。七月，程潜、陈明仁宣布起义，长沙城门大开，湖南成为华中惟一没有经历巷战的省会城市。正是那一刻，黄克诚与程潜第一次握手，“湖南的事情，一起扛”成为约定。

随后两年，两人合作密切。湘西剿匪，47军主力打“八面山”，悄悄爬崖夜袭，程潜专门批复“首恶必办、胁从不究”，7000余名散兵游勇下山缴械。剿匪同时要保产粮，洞庭湖区水利修复，黄克诚批给农田灌溉队人手，程潜签放木材、石灰指标。地方干部感慨，“两位首长唱同一台戏，匪患清了，秋粮增了。”

1951年底，公园筹委会名单上理所当然写着程潜、黄克诚。可一部分年轻同志还是担心“立场”问题。黄克诚索性召开碰头会，把理由掰开揉碎：

“第一，程潜率部起义救了长沙，湖南能少流血，他功不可没； 第二，烈士公园纪念的不只共产党员，有辛亥、北伐、抗战、解放，各个阶段的牺牲者都在内，由程潜出面代表多党派恰当； 第三，毛主席当年北平车站亲迎程潜，用意就在‘团结’，省里做公园，也要把这种胸怀落在砖瓦上。”

三句话说完，会场静了两分钟，然后有人轻轻鼓掌。程潜后来回忆，当晚有人跑来告诉他“黄政委顶住了”，他只回了四个字：“理所当然”。

1952年元旦，长沙飘起细雪。奠基台前，程潜着呢大衣，黄克诚穿军装，两人轮流铲下第一锹土。旁边一位老工人压低声音：“过去的隔阂，就这一锹埋了。”不到十分钟，礼成，人群散去，工程立即开挖。

奠基仪式之后，黄克诚陪程潜巡查工地时提到公园北侧的烈士塔设计，他建议塔身刻9000多个烈士姓名。程潜点头说：“名字要刻全，后人来此先看人名，再看纪念塔，才知这土地凭什么稳固。”这句话后来被刻在塔基内壁。

同年春末，程潜与黄克诚一起赴韶山，校长熊泽民请求扩建村校。程潜当即批款500万元新币，黄克诚另外协调军区仓库捐出旧桌椅。6月竣工开学，教室墙上写着“为人民读书，为祖国强壮”。程潜侧身看了一会儿，自语一句：“这比当几年师长更值。”

10月，中央调黄克诚进京任副总参谋长。他启程前夜，程潜摆一桌米酒。“部队是你长项，湖南还有几年建设期，你得常回来看看。”黄克诚举杯：“只要革命需要，一封电报我就到。”短促的对话，成了两人最后的湘江夜谈。

次年，烈士公园主体完工，碑座右侧立一方小石，刻字“奠基人：程潜 黄克诚 民国卅一年抗战起，公元一九五二年落成奠基”。长沙市档案馆保存的施工日志证明，当初那场关于“合不合适”的讨论，再没被提起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