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卷帆影，泪湿诗笺。天宝十二年（753年）的明州港（今浙江宁波），秋潮拍打着码头的青石板，六十五岁的阿倍仲麻吕伫立在船头。他身着唐式绯色散官袍，白发被海风拂得凌乱，手中紧握的诗稿上，“慕义空名在，偷生万事非”的墨字已被泪水晕开。目光越过翻涌的东海，望向海天相接的远方——那里是他魂牵梦绕的故乡日本，可身后，是他生活了五十三年的唐土长安，是与李白、王维煮酒论诗的知己，是从十六岁少年到白发老者的半生岁月。潮声呜咽，似在为这场“归乡未竟、客居终生”的跨洋情谊，低吟浅唱。

阿倍仲麻吕的一生，如一座横跨东海的石桥，以赤诚为基，以文化为梁，在盛唐与日本的文明交融中，用五十三年的客居生涯，书写了“跨越山海、互鉴共生”的传奇。他出身日本奈良贵族，十六岁时（开元五年，717年）作为遣唐使随船队西渡东海，千里迢迢抵达长安。彼时的大唐，正是“开元盛世”的巅峰，长安作为世界之都，“胡商云集，万国来朝”，他被这片土地的繁华与包容深深吸引，遂改名“晁衡”，入国子监求学。《旧唐书·东夷传》载其“性聪敏，好读书，通经史，尤工诗”，凭借过人的才华，他不仅通过科举考中进士，更历任左补阙、秘书监等职，成为唐代官员中罕见的外籍人士——这份“唐廷信任”，既是对他个人能力的认可，更是盛唐“海纳百川”气度的缩影。长安与东海的地理阻隔，恰成了他“文明互鉴”的见证。他在长安的五十三年里，既是大唐文化的“学习者”，也是日本文化的“传播者”：在国子监，他潜心研读《诗经》《礼记》，将儒家经典的智慧带回日本，推动日本“大化改新”后的文化革新；在朝堂，他向玄宗介绍日本的典章制度、民俗风情，让大唐对东邻有了更真切的认知；在诗坛，他与李白、王维结为挚友——李白曾与他同游曲江，写下“相逢问疾苦，泪尽日南珠”的诗句；王维则在他拟归乡时，赠诗“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道尽友人的牵挂。这种“以诗为媒、以心相交”的友谊，超越了国籍与语言，成了中日文化交流最动人的注脚。

天宝十二年的“归乡之旅”，虽未抵达终点，却让他的情谊传遍两国。彼时他已年过花甲，思乡心切，遂随日本第十一次遣唐使船队启程回国。不料船队行至东海时遭遇风暴，他所乘的船只触礁，漂流至越南，一度被传“溺亡”。远在长安的李白听闻噩耗，悲痛万分，挥笔写下《哭晁卿衡》：“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这首诗，既是友人的哀悼，更成了中日友谊的千古绝唱。幸运的是，阿倍仲麻吕最终脱险，两年后辗转回到长安。经此一劫，他彻底放下归乡之念，选择终老唐土，直至大历五年（770年）病逝于长安，享年七十三岁。日本《古今集》在记载这段往事时，特别提到“晁衡望月而思故乡，虽客死唐土，然其名与中日之谊，永载青史”，“晁衡望月”也从此成为跨越山海的友谊象征。他的价值，远不止“一个外籍官员的生涯”，更在“文明互鉴的实践”。他将大唐的汉字、历法、诗歌、科举制度带回日本，推动日本从“部民制”向“中央集权制”转型，促进了日本“奈良时代”的文化繁荣；他在大唐传播日本的茶道、服饰、音乐，让长安的贵族与文人对“东瀛文化”有了全新的认知——这种“双向的交流”，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输出”，而是彼此的“汲取与滋养”，恰如东海的浪潮，既向东输送大唐的文明，也向西带回日本的风情。

千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在奈良的唐招提寺看到鉴真和尚的雕像（鉴真与阿倍仲麻吕同为中日交流使者），在西安的阿倍仲麻吕纪念碑前驻足，在“中日友好交流年”活动中见证两国青年的互动，仍能感受到阿倍仲麻吕“唐土寄余生”的精神温度。他留下的，不仅是一段个人传奇，更是一种“跨越山海、互鉴共生”的文明智慧——这种智慧，在当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中，愈发闪耀着时代光芒。如今，我们通过“一带一路”与世界各国开展经贸文化交流，如阿倍仲麻吕般“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我们在国际舞台上倡导“文明平等对话”，反对“文明优越论”，如他般“以赤诚的心意尊重差异”；我们推动中日两国在科技、文化、环保等领域的合作，如他般“以持久的友谊化解隔阂”。这份来自盛唐的“跨洋情谊”告诉我们：民族复兴从来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在与世界的互鉴中发展；人类的共同未来，从来不是“零和博弈”，而是在跨越山海的合作中共生。明州港的潮声依旧，长安的明月仍照古今，阿倍仲麻吕的诗稿虽已泛黄，但他用一生践行的“文明互鉴”精神，却如东海的灯塔，历经千年仍指引方向。它提醒我们：在新时代的征程上，要以阿倍仲麻吕为鉴，以开放为帆，以友谊为桨，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海洋中，继续书写跨越山海、互鉴共生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