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上的潮汕文化区，囊括了汕头、潮州、揭阳、汕尾四市，这里的人们说着闽南语支系下独具特色的潮州话，也曾在近代史上书写过一段经济繁荣的辉煌篇章。然而，一场始于1943年的大饥荒，却将这片土地拖入了绝望的深渊，成为潮汕人心中难以磨灭的历史伤痛。

若回溯至20世纪初，该地区的核心城市汕头，曾是全国瞩目的经济重镇。根据《广东省志》记载，自1907年起，汕头的经济步入全面繁荣期，其在全国的地位，堪比今日的深圳——商贸云集，财富汇聚，甚至有“随便在安平路、淮安街、万安街拉一个人，都能包下整栋茶楼”的说法，足见当时的富庶。

1930年，国民政府颁布《市组织法》，将汕头与广州一同划为省辖区，这意味着汕头正式跻身广东顶尖城市行列，其繁荣不仅滋养了自身，更带动了整个潮汕地区的发展。彼时的潮汕，虽已隐现“地少人多”的隐患，但依托汕头的商贸优势，各地官府每年从外地乃至外国购入粮食，尚能维系民众生计，民国时期的汕头更是每年需外购350万担大米，方能填补本地粮食缺口。

但谁也未曾料到，这份繁荣会在战火与天灾的叠加下，迅速崩塌。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汕头连同整个潮汕地区的经济首当其冲，遭到毁灭性打击。而1943年的大饥荒，更是一场由“日军封锁、持续大旱、粮食断供”三重劫难交织而成的人间悲剧。

1939年6月21日，日本第23军攻占汕头，自此，潮汕地区的命运被彻底改写。日军为切断中国政府与海外的联系，实施“以战养战”策略：，三菱、三井、横山三家日本洋行掌控了汕头市的粮食供应，所有输入潮汕的粮食需先经日本洋行转手，再层层加价卖给本地商人、零售商，最终粮价暴涨至少4倍。

同时在潮汕沿海，渔民本以出海捕捞为生，但日军控制出海口，不准渔民出海，甚至凿沉绝大部分民用渔船，怕渔民与中国政府或抗日游击队联络。

1942年，当河南大饥荒的阴霾尚未散去，潮汕地区也迎来了致命的干旱。据幸存者回忆，这年冬天，潮汕大地滴雨未下，土壤干裂得能塞进拳头，长安县更是连续4个多月无雨，1000多亩稻田中，350亩彻底绝收。

到了1943年，灾情愈发严重，每亩稻田的收成不足60斤，这样的产量，别说养活一家人，就连两个人的温饱都无法维系。本就依赖外购粮食的潮汕，在日军封锁与大旱的双重夹击下，粮食危机瞬间爆发。

1943年1月，大饥荒席卷广东全省，97个县中有80个县受灾，而潮汕地区的灾情最为惨烈。 起初，灾民的饮食从一日三餐减至两餐，再到一餐，最终彻底断粮。他们被迫挖掘野菜、啃食树皮、煮食海草，可这些食物难以消化，吃多了便会丧命。

很快，街头开始出现饿死的灾民，而更令人绝望的场景接踵而至：有人抢食日本军马的粪便，有人吞咽观音土充饥；在流沙镇、藏龙镇等地，甚至出现“饥民围等同胞断气后分食”“人价贱过鸡狗，七八元一斤售卖”的惨剧。

粮食价格的疯涨更让普通民众绝望：汕头米价翻了6倍；揭阳县的白米，1942年每斗仅83元，1943年飙升至990元；普宁县的米价更是“一小时一个价”，5月5日每斗500元，11天后便涨至700元。这样的价格，早已超出了寻常百姓的承受能力。

政府曾在1943年5月先后拨付500万元、1000万元赈济款，可彼时抗日战争已到关键阶段，全国资源优先投入长沙会战、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等前线战事，这些赈济款终究是“空头支票”，未能落到实处。

广东省政府的表现更令人心寒，当时的省政府已失去对广州的控制，仅能管辖粤西及潮汕部分飞地，却仍未放弃敛财，计划将72万担粮食分“成本价售卖、免费发放、抚养孤儿”三类使用，可以一些官员却囤积粮食，迟迟不送往粤东灾区；本应“成本价”售卖的粮食，竟按市场价的75%出售，而彼时的粮价早已让灾民望而却步。更遑论日军的阻挠，让仅存的救济粮难以送抵沦陷区。

江西、湖南、广西等邻省，彼时也深陷困境：江西、湖南因支援长沙会战耗尽资源，连养活自身都成问题；广西作为抗战后方，需支援前线与远征军，无力再援助广东。最终，仅有湖南省在广东以海盐交换的条件下，拨付3000石粮食；不与广东接壤的湖北省，勉强拨出7万担粮食并借出2000袋军粮，但是这点物资，面对潮汕的饥荒，不过是杯水车薪。

在绝境中，潮汕本地政府与民间力量的努力，成为了黑暗中微弱的光。普宁县政府紧急派发200担稻谷，虽未能救尽灾民，却让部分人得以存活；揭阳县为防止霍乱爆发，成立中医师工会，推行饮水消毒、静脉注射等措施，降低了疫病传播率。 民间善堂更是扛起了救援重担，其中延寿堂每逢双日救济灾民，单日便能帮助2万多人，还接收了大量因饥荒被父母寄养的孩子。

海外侨胞也未曾放弃家乡，潮州联名厂厂长林之德捐款1.5万粤币，西贡巨富郭耀泰捐出6000粤币，柬埔寨华侨陈之芳更是冒险开辟“东新贿赂”秘密路线，成功将15万斤大米送回潮汕。 可这些努力终究有限：善堂在沦陷区缺粮的困境下难以长期支撑，侨胞的救济物资常因日军封锁滞后，等送到时，不少灾民早已离世。

为了活下去，潮汕灾民不得不背井离乡，前往600公里外的江西、福建等地。在战火与饥饿的夹击下，逃荒之路布满荆棘。从汕头出发需步行半个月，途中要躲避日军，还要忍受饥寒，“中途填沟壑者有之”。即便抵达江西，当地也无足够物资救济，1944年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江西再遭战火，不少逃荒者再度丧生。

据统计，1944年7月，登记到江西省的潮汕移民有7万多人，逃往福建的有10万人。直到2016年，当年的幸存者才陆续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而这场饥荒，最终导致汕头至海陆丰地区约50万人饿死，汕头市达濠镇更是失去了1/3的人口。

回望这场悲剧，潮汕“地少人多、极度依赖外购粮食”的短板，在日军封锁与天灾的叠加下被无限放大——这也是潮汕饥荒远比同期粤西、珠三角惨烈的核心原因。

而这段历史，也让我们深刻理解了国家设立“耕地红线”的意义：当一个地区的生存必需品过度依赖外界，一旦遭遇危机，后果不堪设想。 1943年的潮汕大饥荒，是一段浸透血泪的历史。它不仅记录了战争的残酷、天灾的无情，更警醒着后人：粮食安全，永远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安身立命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