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中华民国政府驻地南京城，在盛夏的蝉鸣中暗流汹涌。卢沟桥的枪声已传到南方，国民政府内部正为是战还是和争论不休。就在这个决定中国命运的夏天，一场针对国民政府最高统帅蒋介石的致命阴谋，悄然展开。

一、日本王牌现身

日本王牌间谍南造云子抵达南京时，用的是“廖雅权”这个中文名字。这位1909年生于上海、13岁起在日本神户间谍学校受训的女子，早已是土肥原贤二手下最得意的门生。她精通中文、英语，琴棋书画无不涉猎，更有一副温婉动人和极具性感的外表，宛若江南闺秀，让人遐想不已。

南造云子在南京汤山镇上的温泉招待所“安顿”下来。这里是达官贵人常来消遣的地方，也是情报的天然集散地。她化身为招待所的服务员，举手投足间透着知识女性的优雅，又恰到好处地流露一丝令人怜惜的柔弱和极具诱惑的身段。很快，她便引起了众多国民政府要员的注意。

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是时任行政院主任秘书的黄浚。这个福建才子年近五十，身居中枢，能接触到最高机密，却长期对自己“屈居秘书”的职位心怀不满。更重要的是，他有个留学日本的儿子黄晟，父子二人对日本文化推崇备至。

南造云子有了目标。

她第一次“偶遇”黄浚是在招待所的茶室。她“无意”中吟诵了李商隐的《无题》，正巧是黄浚最欣赏的诗句。第二次见面，她“不小心”将茶水洒在了黄浚的西服上，慌乱道歉时眼中含泪的模样，彻底击中了这位中年文人的心防。

很快，他们俩人熟落起来。

不到一个月，黄浚已深陷情网。他不知道的是，自己每次醉酒后吐露的“闲话”，都被这位红颜知己仔细记下，通过特殊渠道送往上海的日本特务机关。

二、第一次刺杀：中央军校的枪声

1937年8月25日，蒋介石在南京中央军校礼堂主持“总理纪念周”活动。这一常规安排本属机密，却在活动前一天被黄浚从行政院的日程安排中窥见，并立即告知南造云子。

日本特务机关迅速制定计划：派遣两名日籍刺客化装成军校学员混入会场，计划在蒋介石讲话时开枪刺杀，行动代号为“枭鸣”。

一切计划周密完成。

8月26日清晨，两名刺客顺利通过第一道岗哨。他们穿着与学员无异的军装，证件齐全，神色镇定。就在即将进入礼堂核心区域时，一名眼尖的警卫队长突然觉得其中一人走路的姿势有些奇怪——那是长期穿木屐养成的轻微外八字步态。

“站住！”警卫队长一声喝令。

两名刺客瞬间掏枪，礼堂外枪声大作。最终一人被当场击毙，一人重伤被俘。从俘虏口中，情报部门得知了行动的大致轮廓，却一时无法揪出隐藏在高层的内鬼。

蒋介石闻讯震怒，下令戴笠彻查。戴笠的军统局将怀疑范围缩小到能接触最高领袖日程的十几个人中，黄浚赫然在列，但因缺乏直接证据而暂时未被锁定，一时成了悬案。

三、第二次刺杀：英国大使的座车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紧接者，南造云子从黄浚处获知，蒋介石计划于9月初乘英国大使许阁森的专车前往上海前线视察。当时的英国作为中立国，其车辆有明显的米字旗标识，理论上可免受日军攻击。

日本特务机关认为这是天赐良机。他们计划在汽车途经的苏州至上海路段，派遣海军航空兵进行“精准轰炸”。

他们认为这次刺杀再也不会出错。

9月2日清晨，英国大使的黑色林肯轿车准时从南京出发。车顶的米字旗在晨风中格外醒目。日本侦察机很快发现了目标，六架轰炸机随即从航空母舰上起飞。

中午时分，当车队行驶至常熟附近时，天空传来引擎的轰鸣。第一批炸弹落下，公路顿时成为火海。奇怪的是，日机似乎只瞄准了那辆林肯车，对其余车辆视而不见。

轰炸结束后，现场一片狼藉。英国大使许阁森重伤昏迷，秘书当场死亡，司机失去了一条腿。但搜查人员很快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蒋介石根本不在车上。

原来，就在出发前两小时，蒋介石因紧急军事会议推迟了行程。这个临时变动，连黄浚都未能及时获知。

这次刺杀又失败了。

四、天网恢恢

接连两次精准的刺杀计划，让蒋介石和戴笠确信：内部有高级间谍，且不止一人。于是，戴笠布下了一张精密的大网。

他们首先故意泄露了几个不同的假情报给不同的怀疑对象：关于蒋介石新的出行计划、关于军事部署的调整、关于外交活动的安排。每个版本都有细微差别，如同做了标记的诱饵。

很快，日本特务机关的行动出现了混乱——他们在多个方向布置了力量，暴露出情报来源不止一处。更关键的是，其中一个假情报提到“蒋介石将视察下关码头”，这个版本只有黄浚和另外两人知晓。

9月16日夜，黄浚家的女佣（实为军统特工）发现黄浚的儿子黄晟深夜出门，将一个烟盒扔进秦淮河边的特定树洞。半小时后，一个化装成乞丐的日本间谍取走了烟盒。人赃并获，烟盒里的微缩胶卷正是那个假情报。

收网时刻到了。

9月17日凌晨，黄浚父子在各自住所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参谋总部、海军司令部、军政部等要害部门的六名同谋，全是黄浚通过儿子黄晟发展的“亲日派”小团体。

在黄浚的书房密室中，搜出了微型照相机、密码本、以及南造云子写给他的情书——这些情书用特殊药水书写，显影后全是情报指令和收集要求。

五、尾声与余波

1937年9月下旬，南京卫戍司令部军事法庭以叛国罪判处黄浚、黄晟等主要案犯死刑。行刑前夜，黄浚写下绝命诗，其中有“一生误识樱花色，千秋难洗汉奸名”之句，不知是真心忏悔，还是故作姿态。

南造云子则在抓捕行动中逃脱。她凭借对南京街巷的熟悉，化装成农妇混出城外，潜回上海。这位日本王牌间谍将继续她的谍报生涯，直到1942年被军统特工击毙于上海法租界。

黄浚案震惊全国。它暴露了战前国民政府高层的麻痹与漏洞，也促使蒋介石彻底整顿情报系统，为即将到来的全面抗战做准备。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后，蒋介石在日记中特别提到此案：“若非天佑，七月间已为倭寇所害。内奸之可畏，甚于外敌。”

历史的戏剧性往往在于，两次精心策划的刺杀，都因偶然因素而失败；而一个女间谍布下的情网，最终网住的却是她自己发展的整个间谍小组。南京城的那个夏天，梅雨绵绵，就像这场谍战留下的氤氲水汽，在史册中若隐若现，提醒着后人：在最危险的时刻，背叛可能来自最意想不到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