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8月22日午后，时任八路军副总指挥的彭老总听取了此前发起正太路战役的情况。
时任作战科科长的王政柱在经过了一番细致统计后，向彭老总、左权报告了八路军此次参战的兵力：
“正太线30个团，平汉线卢沟桥到邯郸段15个团，同蒲线大同至洪洞段12个团，津浦线天津至德州4个团……参战兵力共计105个团。”
当听说此次参战兵力有105个团时，左权也忍不住兴奋：
“好！这是百团大战，作战科再仔细把数字查对一下。”
王政柱还想再仔细核对一遍，看看有没有遗漏的时，彭老总直接发话：
“不管一百多少个团，干脆就把这个战役叫作百团大战好了。”
同年9月4日，在百团大战第一阶段尚未收尾之际，远在重庆的蒋介石也不得不咬着牙给八路军总部发来了一封的贺电：
“迭电获悉。贵部窥此良机，断然出击，予敌甚大打击,特电嘉奖。……勿予敌喘息机会,彻底断绝其交通为要。”
1八路军讨论破袭正太路是在1940年春，这主要是因为自1939年冬以来，日军在华北推行“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给根据地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影响。
不夸张的说，当时抗日根据地被日军的铁路、公路、碉堡切割的支离破碎，彼此之间相互联系，送点粮食都要付出血的代价，八路军确实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情况。
正太铁路就是日军囚笼中重要的支柱。
图|百团大战示意图
1940年7月22日，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总司令朱德、副参谋长左权联名签署了《战役预备命令》，并同时上报中央军委。
根据这份作战命令，八路军总部规定直接参加正大线作战的总兵力应不少于22个团，要求晋察冀军区派出10个团 ，第129师派出8个团，第120师派出4至6个团，总部炮兵团大部、工兵一部也参战；在其他铁路配合作战的兵力，由各区自行安排。
不过让人没想到的事，战役打响后，对日军“囚笼政策”深恶痛绝的敌后抗日军民参战热情极高，纷纷投入大量兵力，因此参战人数远超最初计划。
这其中还不包括配合作战的人民群众，他为部队送粮食、运弹药、救伤员，付出了极大的牺牲。
也正因为有了老百姓的支持，战士们也都跟打了鸡血一样，他们有的连续几日作战，都顾不上休息，有的受伤了被安排在后方，但还坚持要上一线。
一些受伤的战士为了不让大伙担忧，还反过来安慰别人：
“同志，谢谢你！我很好，我是一个老兵了，受这点伤没有关系，伤很快就会好的。伤好了还上前线，不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誓不罢休！”
从蒋介石的角度讲，他发这封贺电是极不情愿的，因为他万万没想到，八路军此时已经发展到能调动100个团、20几万人的规模。
当然，实际可能还不止。
根据资料上的统计，在1940年百团大战前夕，八路军至少已经有170多个团的规模，而一开始计划正太路战役，八路军原定也不过是出动22个团。
不过即便如此，这也是八路军从抗战爆发以来，在华北发动的最大规模的攻势。
就连聂荣臻元帅在四十多年后，回忆其当时的情形，仍不免激动：
“真是壮观得很啊！一颗颗攻击的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划破了夜空，各路的突击部队简直像猛虎下山，扑向敌人的车站和据点，雷鸣般的爆炸声，一处接着一处，响彻正太路全线。指挥所的几个年轻参谋激动地对我说，他们参军以来，还没见过这样红火的战斗场面。这个时刻，不只我们这里，整个正太铁路沿线和同蒲铁路部分地段，都淹没在八路军和人民群众大破袭的火网之中。”
1937年八路军在改编之初，每个师下辖两旅六团，这里面每个团都是按照标准团进行配置的，包括当时115师多编的杨成武独立团，基本上每个团的兵力都是3000人往上。
八路军挺进华北作战后，基于抗战的实际需要进行了扩编，因为也不可能得到国民党当局正式授予的番号，只能自己临时授予番号。
这些扩编出来的团，人数也不一样，有的千把来人，有的逼近4000人。
按照百团大战八路军出动105个团、20万人平均计算，每个团都逼近了2000人大关。
蒋介石怎么可能不恐惧。
2不过蒋介石的“恼怒”，还并非单纯只是因为八路军兵力的问题。
蒋介石确实是有抗日决心的，这一点从他的日记中就能看出来，可他最大的错误在于，他自始至终认为这件事是可以通过谈判解决的。
以上观点主要基于两个现实：
一方面，蒋介石很清醒的认识到，当时中日双方有着巨大的实力差距，一旦开战，胜负熟难预料，另一方面，蒋介石始终把中共当成是头号敌人。
从1928年济南惨案开始，蒋介石就在日记里不止一次的提到过抗日的想法，并且在随后数年有过充分的准备，但由于意识到中日双方实力差距，蒋介石始终采取的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甚至通过英美列强干预，拖延对日的全面战争的到来。
另外，对蒋介石而言，当时国内并不稳定，还有李宗仁、阎锡山、张学良等地方实力派，还有中共时刻威胁他的统治。
蒋介石要通过“拖”来延迟日本全面侵华，好为他腾出手先解决国内问题。
这也是蒋介石为什么时刻把“攘外必先安内”挂在嘴边上。
可蒋介石的想法看似没有问题，实际上却是大有问题。
国家主权从来就不是一个能谈的问题。
蒋介石对时局所有的思考，其实都忽略了一个本质，就是忽略了国人的想法，中国不是蒋介石一个人的中国，而是全体国人的中国。
蒋介石过分高估了日军的实力，对战争中的武器以及技术做了过高的估计，低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且因为自身阶级属性，不敢过分放手发动群众，他担心发动群众之后会对他的统治造成威胁，所以他不懂人民战争的伟大。
这就造成了蒋介石在抗日战争的过程中束手束脚，左摇右摆。
蒋介石上述的心态后来也被日本人充分的利用。
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党军先是淞沪会战失利、继而南京事先，至于华北方面、忻口会战、太原保卫战相继失利，南北两路日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期间虽然有台儿庄之战胜利，但难挽回整体战场的颓势。也因为日军强势， 从1939年以后，蒋介石对抗战的态度又发生反复，转而集中力量对付中共。
日本人对蒋的这个心态把握是恰到好处，他们心里很清楚，即便是从中国沦陷区掠夺资源，也不足以鲸吞中国（况且还有英美），所以对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始终采取的策略就是以武力迫降。
欧洲战场上德国对其他各国碾压的态势，刺激了日本迅速压服中国以利下一步争夺亚洲，从1939年年底开始，日本对蒋介石以及其国民政府采取了两方面手段。
一方面，继续以政治“诱和”为主（1939年底日本对中国开展的桐工作），另外一方面，军事上进一步压迫，趁英法在欧战中遭受严重失败，向英法施加压力，迫使英法对中国施行禁运（1940年6月，法国同意封锁中越边境，7月英国迫于压力关闭了滇缅公路，香港亦同时禁运）
图|枣宜会战示意图
1940年5月，日本又发动了自武汉会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枣宜会战，在广东方面发动了良口作战。本来枣宜会战期间，日军无意占领宜昌，但受德国攻占巴黎鼓舞，决意占领宜昌，以此进逼重庆，进一步对国民政府施压。
国民党内一些人更加动摇，妥协投降危机空前严重。
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危机也空前加重。
一方面，从1939年春开始，国民党当局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另一方面，日军摒弃了以往大规模兵团作战，在华北采取了“囚笼政策”，挤压八路军的生存空间。
3中共对此有着很清醒的认识。
1940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共中央为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其中提到了：
“日本企图用封锁我国际交通线，向我正面进攻及举行天空轰炸等加重压力与加重困难的办法，达到其分裂中国内部，逼迫中国投降之目的，现在是中国空前投降危险与空前抗战困难的时期，全国应该加紧团结起来，克服这种危险与困难。”
也是在这样一种大环境下，百团大战应运而生。
百团大战一打，不仅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放弃与日媾和的打算，重新回到抗战上来，也使得日本企图利用德、意胜利的形势加大对国民党军事压力，以彻底解决“中国事变”的方针落空。
很多人后来都拿百团大战过早暴露实力，致使根据地遭到日军报复说事儿，包括后来新四军皖南事变。
在延安召开的战役总结会上，彭老总也被批评是“个人英雄主义”，是不听指挥，擅自发兵，说百团大战是违背了毛主席“游击战为主”的战略方针，还说百团大战是帮了蒋介石的忙，减轻了国民党正面的压力，结果反过来让八路军自己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在后来无数岁月里，百团大战一次次被拿出来，成了攻击彭德怀的一大“罪证”。
作为一个军事家，彭老总心里很清楚，百团大战其实是一场必打的战役，面对日军的“囚笼政策”和根据地的生存危机，八路军必须主动出击。可那时八路军并没有进行充分的准备（从一开始只准备用22个团，到实际投入100多个团），这才导致了后来日军报复中根据地重大损失。
皖南事变虽然同百团大战有间接关系，但却并不构成主要因果关系。毕竟国民党当局从1939年春开始就有“反共”摩擦。
从德国闪击波兰开始，二战爆发，英美意识到了中国的作用，从而对中国实行援助。这令蒋介石意识到，英美为了维护在华利益，必然会选择支持他。
不难看出，本质上皖南事变是蒋介石一次极为冒险的政治投资，他想通过造成既定的事实，来迫使各方不得不默认这个事实。
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不仅是中共方面言辞激烈的反对，就连国内外的舆论对他也颇有指责。
英国正告蒋介石：
“内战只会加强日军的攻击。”
美国总统罗斯福便致函蒋介石，盼望国共恢复合作。罗斯福的代表居里明确地告诉周恩来：
“美国赞同中国统一，反对日本。如果中国分裂，美国将很难给予援助。同时，居里又向蒋介石声明: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中美间的经济、财政等各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也向蒋介石表明了苏联的态度，进攻新四军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来说，内战意味着灭亡。”
与此同时，日军并没有因为蒋介石对新四军动手就停止脚步，当月就发动了豫南战役。
到这个地步，蒋介石才意识到自己输了，这才慌慌张张的派人同中共联系，并寻求解决的办法。
这一切都是建立在百团大战的基础上。
综合来看，百团大战虽然我们付出了极大的牺牲，但整体结果却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