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4日,美国联邦贸易法院的法官理查德·伊顿发了雷霆之怒。他直接下达了一项死命令:要求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立刻、马上停止在进口商的清关文件中,继续计算特朗普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征收的关税。
伊顿法官在听证会上的态度异常强硬,原话可以用掷地有声来形容:“每一分IEEPA关税都必须予以退还!最高法院已经告诉你们立场是什么,你们现在的立场就是退还那笔钱!”
后续3月6日听证中法官暂缓了部分立即退款要求,CBP正制定可行方案。
为什么法官会发这么大火?这就得引出司法部律师们在法庭上耍的小聪明了。在面对美国过滤器制造商Atmus Filtration索要约1100万美元退款的诉讼时,司法部律师克劳迪娅·伯克试图用拖延战术。她声称,各个政府机构还没商量好后续的处理方案,退款需要时间,甚至暗示有些进口商还得自己单独去法院起诉才能拿回钱。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CBP居然还在继续把这些非法的IEEPA关税纳入“清算”程序。
对于这种推诿,伊顿法官当庭就驳回了司法部暂缓执行命令的申请,并且把皮球死死地踢回给了政府:本周五必须拿出具体的退税安排!他还明确确认了一点,政府不仅要把多收的钱退回来,还得倒贴利息。目前,贸易法院待审的退税诉讼已经超过了2000件,这可是涉及上千亿美元的真金白银。

伊顿法官之所以底气这么足,完全是因为他背后站着美国最高法院。让我们把时间线稍微往前推两周,回到2月20日。那天,美国最高法院扔下了一枚重磅炸弹:以6比3的表决结果,彻底推翻了特朗普利用IEEPA(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征收关税的权力。
咱们得先搞明白,这个IEEPA到底是个什么来头。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总统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其实大错特错。IEEPA诞生于上世纪70年代,当时的国会为了限制尼克松时代的“帝王般总统”滥权,尤其是为了规范总统宣布紧急状态的权力,才捣鼓出了这么一部法律。大家想想看,在那个年代,很多紧急状态一旦宣布就形同虚设地永久存在了。比如罗斯福在1933年大萧条时期宣布的“银行假日”紧急状态,直到70年代末期居然还在法律名义上生效;还有1950年朝鲜战争时期的紧急状态,到现在居然也是有效的。
国会当年立法的初衷,是想给总统套上一个紧箍咒。这部法律规定,当美国受到特殊的、重大的国家安全、外交以及经济威胁时,总统可以宣布紧急状态,并有权“监管进口”。
到了特朗普手里,这部法律彻底变味了。他把“监管进口”这四个字无限放大,直接将其解释为总统拥有单方面、无限制征收关税的特权。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各种以国家安全为借口的“对等关税”满天飞。
面对这种无限扩权,最高法院的罗伯茨首席大法官在长达21页的多数意见书中,给特朗普泼了一盆冷水。罗伯茨的逻辑非常清晰:宪法第一条明确规定,税收的权力属于国会。早在19世纪初,最高法院就判定征收关税也属于这种税收权。如果国会没有在法律里明确写明“关税”或者“税”这些字眼,总统就绝对不能单方面加税。在这场6比3的判决中,法官们展现出的法律交锋极其精彩,简直就是一场顶级的辩论赛。罗伯茨大法官为了证明特朗普越权,搬出了一个近几年杀伤力极大的宪法理论——“重大问题原则”。

这个原则的核心意思是:对于具有重大政治、经济后果的问题,除非国会在立法中使用了极其明确的语言,政府分支绝对不能擅自扩大自己的权力。IEEPA通篇连一个“税”字都没有,单凭一句模糊的“监管进口”,根本不足以支撑起庞大的关税大厦。罗伯茨甚至举了个很接地气的例子:美国证监会也有权“监管”证券交易,难道这就意味着证监会可以直接对股票交易收税吗?显然荒谬。
有意思的是,支持判决结果的三位自由派法官,对罗伯茨的这个“重大问题原则”却并不买账。卡根大法官代表自由派写了一份赞同意见,里面的逻辑充满了文科生的严谨。她逐字逐句地抠法条:在IEEPA里,“监管”这个词前后跟了9个动词(调查、指导、取消等),“进口”前后跟了11个名词(购买、使用、转移等)。这99种行为组合里,有98种都跟收税毫无瓜葛,凭什么“监管进口”就能单独变异出一个收税权?卡根的潜台词很明显:不需要搞什么高大上的“重大问题原则”,仅仅依靠常识和最基础的字面解释,特朗普的做法就是违法的。
在这场混战中,戈萨奇法官更是扮演了一把“孤勇者”。他洋洋洒洒写了46页的协同意见,毫不客气地把其他法官的观点都批判了一番,火药味十足。而保守派的托马斯大法官和卡瓦诺法官则站在了总统这一边。卡瓦诺甚至写了63页的反对意见,坚称关税属于外交政策的一部分,司法系统应该给予行政分支充分的尊重。

最高法院的判决一出,特朗普在白宫得知消息后,当场就结束了和各州州长的闭门会议,脸色铁青地回去商讨对策。并在几个小时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毫不留情地痛批了自己当年亲自提名的戈萨奇和巴雷特法官,称这个判决是“耻辱”。
不过,如果你以为特朗普就此缴械投降,那就太天真了。作为一名深谙规则漏洞的老手,他早就准备好了后手。仅仅在判决几个小时后,他就火速签署了一项新的行政令,改用1974年《贸易法》的第122条,重新对全球征收10%的关税。
咱们来盘点一下特朗普手里除了IEEPA之外,还有哪些随时可以挥舞的关税大棒: 第一,就是刚刚提到的122条款。它允许总统为了应对严重的国际收支赤字,临时征收最高15%的关税。不过缺点很明显:期限只有短短的150天。150天一过,如果国会不授权,这戏就唱不下去了。当然,特朗普完全有可能在第151天换个名目重新发布一次,继续和法院玩猫鼠游戏。 第二,是我们非常熟悉的301条款。如果认定其他国家实施了不公平的贸易行为,美国可以实施针对性关税,这需要事先进行详细的调查。
第三,是232条款。这是以国家安全为由,针对特定产业(比如钢铁、汽车)征收的关税。 第四,是一个堪称“活化石”的338条款。这是1930年大萧条时期《关税法》留下的老古董。它规定如果存在不公平贸易,总统可以直接实施最高达50%的惩罚性关税。这个条款自从二战以后几乎被彻底遗忘,连一次司法审查都没经历过,条款语言也极其模糊。如果特朗普真的把这尊大佛请出来,美国商界绝对会迎来一场史无前例的诉讼海啸。
可以说,最高法院虽然没收了特朗普手里最好用、最不受限制的IEEPA大棒,但他工具箱里的备用武器依然琳琅满目。只是以后的操作流程会变得极其繁琐,想再像以前那样发条社交动态就直接加征关税,已经不可能了。

伴随着法庭上的唇枪舌剑,美国现实的经济数据却显得格外刺眼。就在最高法院做出判决的同一天,美国公布了上一季度的GDP数据,年化增长率仅仅只有可怜的1.4%,远低于市场预期的2.5%。其中,政府的部分关门风波拖累了至少1个百分点,而居高不下的通胀和消费疲软,则将关税带来的反噬体现得淋漓尽致。
这就引出了一个最现实、也最烫手的问题:钱怎么退?
据保守估计,截止到去年,依据IEEPA违规征收的关税总额高达1300亿到1700亿美元。现在法院下令退钱了,普通老百姓能拿到这笔退款吗?答案是极其残酷的:一分都拿不到。因为这笔关税在法律意义上是对进口商征收的,尽管进口商早就把增加的成本通过物价转移到了消费者头上,但现在拿退款的,依然只会是这些联合起来打集体诉讼的进口企业。
而且,关税这个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随之而来的就是权力寻租的泥潭。这就不得不提美国贸易体系里最饱受诟病的“豁免机制”。
根据相关统计,在之前实施的关税政策中,虽然名义上的税率很高,但最终有将近50%的进口商品通过各种手段申请到了“关税豁免”。在特朗普最新签署的122条款行政令中,依然包含着长长的豁免名单:稀缺金属豁免、汽车豁免、农产品豁免、药品豁免……
大家看出门道了吗?这就意味着,关税实际上成了一把悬在所有企业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谁能拿到豁免权,谁就能在市场竞争中拥有巨大的成本优势。在这个过程中,游说集团、政客和利益代言人之间的私下交易将变得无比频繁。在19世纪的美国,联邦政府主要的收入来源就是关税,那也是美国历史上钱权交易最泛滥、腐败最猖獗的时期之一。如今这套玩法重出江湖,无形中极大地强化了隐匿在华盛顿背后的“深层政府”的权力。难怪在判决出炉后,华尔街立刻就有金融公司试图推出基于“退税权”的金融衍生品,虽然最后因为吃相太难看而作罢,但也足见资本对这场政策风暴的嗜血渴望。

从表面上看,最高法院的判决是对总统权力的一次限制,理查德·伊顿法官的怒斥更是捍卫了法治的尊严。这在一定程度上让国会里的共和党建制派松了一口气,他们终于不用在支持总统疯狂政策和维持经济平稳之间痛苦走钢丝了。
但这绝对是一场持久战。特朗普及其拥趸始终坚信,通过关税壁垒保护本土产业、将经济武器化是不可动摇的底线。法庭的阻击只会让他们寻找更复杂的法律空子,发起一轮又一轮的行政命令。
其实这归根结底,是美国建国之初设立的“三权分立”体系在面临当代极端政治极化时的一场压力测试。国会由于自身效率低下和党派倾轧,多年来主动将许多核心权力(比如关税)出借给了行政分支。如今发现总统这匹野马脱缰了,想要再把权力收回来,必然要经历漫长的司法拉锯和惨烈的政治阵痛。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们将看到成千上万的进口商涌入联邦贸易法院,我们将看到司法部律师为了拖延退税而绞尽脑汁,我们更将看到白宫的幕僚们在故纸堆里翻找下一条可以利用的陈年法案。这一切,都是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2026年里,最为真实也最为魔幻的美利坚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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