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涨了为什么大家不敢马上花钱？政府发补贴为什么效果时好时坏？利率降了为什么消费起不来？

要回答居民为何"不敢花钱"，既要从经济学理论的预期视角切入，也要从中国当下的收入分配与劳动强度两头看——两条路径最终指向了同一个判断：居民消费已经被按到了一个绷得过紧的极限状态。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布了获奖名单。

两位获奖的经济学家霍尔和伍德福德所做的研究都与普通人的消费息息相关，且都指向了一个关键词——预期。工资涨了，为什么大家不敢马上多花钱？

政府发补贴，为什么效果时好时坏？利率下降了，消费为什么还没起来？央行的前瞻指引究竟是为了什么？

围绕这些问题，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浙大民营经济研究中心理事长史晋川从学界的角度，为我们讲述了这堂生动的经济学课，并分享了他对当下中国消费走向的思考。大约一百年前，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整个西方社会爆发了一场极大的经济危机，史称大萧条。

大萧条过后，英国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写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这部著作奠定了现代经济学中宏观经济学的基础。

在凯恩斯之前，也有不少经济学家研究各种宏观经济问题，但这些研究并没有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性的理论。宏观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从1936年《通论》发表到现在正好九十年。

《通论》发表之后，英美等主要发达国家出现了很多追随凯恩斯研究宏观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家，他们思考为什么经济生活中会发生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失衡，为什么会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

再加上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美国政府也正在实施一些反危机的政策，政策和理论两方面结合，使宏观经济学在二战之后蓬勃发展起来。但到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宏观经济学遇到了一些问题。

尤其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英国、美国都出现了"滞胀"问题。史晋川解释说，七十年代初石油危机之后，原来宏观经济理论认为经济比较繁荣高涨时会出现通货膨胀，经济比较萧条时物价水平应该下降、同时失业率会增长。

原来认为这种"翘翘板"的框架是：经济上去了，通胀也会上去；经济下来了，通胀下来，但失业率会上去。然而一旦出现经济增长放缓甚至停止、而通胀继续维持在较高水平的情况，很多现象就难以解释了。

于是整个宏观经济研究进入了一个相对低迷的时期。正是在那个时期，许多经济学家开始研究宏观经济学这些经济总量背后的东西——它们实际上都是一个个分散的人、消费者、家庭、企业在做决策。

由此发展出所谓宏观经济理论的微观基础。霍尔和伍德福德两位教授在这一领域更进一步。

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对他们贡献的描述是，他们为宏观经济政策推行提供了更加稳定的微观经济基础。无论是宏观经济理论的微观基础，还是宏观经济政策实施的微观理论基础，总体上都是通常所讲的"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

霍尔和伍德福德的研究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在五六十年代许多经济学家特别是研究宏观经济理论微观基础的经济学家成就之上发展出来的。

例如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著名教授、货币主义大师、市场经济理论大师弗里德曼，针对凯恩斯经济理论中的收入决定分配理论和公式做了进一步发展。在凯恩斯的理论中，严格讲是当期收入决定当期消费，相当于"月光族"的消费模型。

而弗里德曼提出了"永久性收入"的概念。他认为，当期的消费固然受到当期收入的影响，但同时也受到未来收入的影响。这就是永久收入假说。

比如一个人预期到明年会涨工资，虽然这件事还没有兑现，但他感觉到涨工资如果是不可逆的，那么家庭消费水平就可以相应提高。同样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莫迪利安尼教授，在生命周期理论上也有很大贡献。

生命周期理论实际上是一种跨时期选择，告诉我们所有微观主体的决策，特别是消费决策，都跟一个长时期中的收入有关系。也就是说，当月的消费决策不仅取决于当月的收入，还会取决于下个月乃至更长久以后的收入。

这些概念提出来以后，在永久收入和消费的关系上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进入——预期。当前的消费开支既然与未来收入有关系，那么对未来就业和收入的预期就会决定、影响当前的消费。

人生的不同阶段，从学习到工作、到临近退休，收入预期是不一样的，拿到收入后的消费和储蓄倾向也不一样。但接下去就可以明白，正是因为一个个微观经济主体分散的个体决策，汇总起来就形成了宏观经济学中的那些总量——总的消费、总的储蓄、总的需求。

这就是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今年两位诺奖得主在这一领域又向前走了一步。

霍尔提出了"随机"的概念，伍德福德则在政策方面提出了随机的概念。简单地说，即使未来收入会决定现在的消费决策，但不同类型的未来收入对现在消费决策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史晋川举例说，比如一名大四学生得到一笔一等奖学金，这对他来说是一笔比较大的钱，寝室同学起哄要他请客，他可能就去食堂请了一顿。但这个奖学金并不会影响他较长时期的消费变化，因为这是一次性的收入。

但如果一个人在工作中升职加薪，这笔收入就会影响他较长时期的消费，他会预期收入在持续增加，从而进行消费升级。这对今天也有重要的政策启示：发放一次性消费补贴对消费者个体决策的影响可能是比较短暂的，而非长久的。

伍德福德则对政策出台时各种政策在时间上的不同效应做了很好的阐述。比方说利率短暂的下降和利率持续的下降，对消费者预期产生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弗里德曼、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理论里都有跨期选择的思想，而霍尔的贡献，第一是把这个思想做了进一步的深入和细化：未来收入到底是什么类型的收入，效应是不一样的；第二是把它模型化，放到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中作为一个比较基础的模型。

原来在凯恩斯理论中，如果说消费是收入的函数，那是单期的；而现在加入了不同期的考虑，以及随机的因素。

所以"消费只对关于未来的新信息做出反应"这句话道理很简单：如果未来预期非常稳定，比如过五年升中级职称，再过八年升高级职称，这种稳定的收入预期变化对消费决策不会有很大影响，因为已经算进去了。

但如果有新的因素进来，而且这些新因素带有持久性影响，那么这种影响就会比较大。这一思想与理性预期对政府政策的看法本质上是相同的。

理性预期理论强调，当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一旦被微观主体预期到，那么这个政策效果就会大大打折扣；如果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出其不意的，影响到微观经济主体，政策效果反而会比较好。

也就是说，一个东西被微观主体已经预期到，对其行为改变的效应是比较弱的；一个东西没有被预期到，改变其行为的效应就比较强。这正是卢卡斯的批判——菲利普斯曲线失灵了，不是沿着曲线平移，而是曲线本身向右上方移动。

当下中国的消费问题，史晋川表示，现在很多学者强调要让老百姓"有钱花"和"敢花钱"。

比方说政府能不能在收入分配方面出台一些政策，提高老百姓的收入水平，包括发放消费券、给予消费补贴等等，从收入入手刺激消费；还包括改善社会保障，比方说退休、医疗福利、医疗保障体系等等，让老百姓敢花钱。这样的做法从道理上来讲都是对的。

因为今天中国居民消费开支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不到50%，不仅与发达国家相比有差距，与中上收入国家相比也有很大差距，人家到了百分之六十几、七十几。同时也要看到，中国居民的储蓄额还是非常巨大的。

尽管有说法是20%的人占了80%的储蓄，但整个居民的储蓄额依然很大。而这个储蓄额里面，相当一部分是预防性储蓄：孩子以后上学怎么办、生病了去医院怎么办、年纪大了养老怎么办。

所以如果改善居民的医疗保障条件，在社会保障上更多托底，居民养老保障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水平进一步提升，就会部分打消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预防性储蓄动机下降之后，在现有收入或新增收入里就会有更多部分用于消费。

还有一些政策是从收入分配方面入手，解决收入分配过于悬殊的问题。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收入越高的人，边际消费倾向越低；收入越低的人，收入增加之后的边际消费倾向越高。

收入高的人消费开支占收入的比重相对低，因为他已经达到了消费自由；收入低的人为生计所迫必须要花这个钱，所以他赚到的钱绝大部分都花出去了。

如果国家在收入分配问题上花更大的力气，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稳定中等收入者，调节高收入者，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的增加会带来更多消费。而高收入者税收提高、收入稍微下降，对其消费没有什么影响。

无论是增加居民收入水平、给予消费补贴，包括一次性发放，还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健全，以及收入分配的调节，这些都是从收入角度提升居民消费的很好对策。

但从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形态来看，思维应当超越从收入与消费这种单一关系的视角来谈居民消费和内需提升的问题。整个中国经济就随着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进入低谷之后很快走出来，走到一个新的增长过程。

当时也有很多人讨论刺激消费问题，有人讨论用收入政策和利息政策来刺激。这次霍尔的理论就是收入政策，伍德福德则讲到了利息政策。

有观点认为，当时实际上做的是要素的市场化，因为很多东西没有被市场化，比如房子，包括国有企业改革后民营资本进入了很多领域，老百姓可以拥有房产甚至增值，大家就愿意来做。

但是今天放到现在来看，大约从2019年左右开始，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是居民消费结构又开始变化。这个变化是因为发展阶段开始向后工业化阶段迈进。

二十多年前那个阶段是工业化前期到工业化中期，居民消费结构发生转变；现在则是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的阶段，居民消费结构也开始变化。这一次变化是住、行这一波需求的高峰已经过去。

也就是说，罗斯托所讲的经济发展五个阶段中的耐用消费品普及和大规模发展阶段开始见顶，增长还在增长，但速度开始放缓。那么这个需求转到哪里去？

转向服务业。所以这次"十五五"规划提出服务型消费是有其道理的。经济学里的道理很简单：有形的东西，用完之后边际效应很快就下降；

而无形的东西，比如打游戏，让它边际效应下降就比较难，持续时间也很长。最简单的例子，吃包子大概15分钟到第三个包子时就不想吃了，边际效用迅速递减。

租一套较好的房子住进去前几年很新鲜，再过几年很少有人想要再住什么，普遍来讲改善性住房很多人都完成了，汽车也类似。但是服务型消费的变化会远远超过基本生存型产品和住行类产品的变化。

比如要让大家买汽车，特斯拉的车不转Wi-Fi就跟不上节奏，这个车要包括自动驾驶，要让大家有新鲜感、普遍去购买难度很大。而无形消费提供的产品是可以天天更新的，今天"黑悟空"，明天"白悟空"，可以不断在边际效用递减还不明显的时候推出新产品。

所以全世界都是这样的——服务型消费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越来越高。还有其他服务型消费，比如请律师，更多的是医疗、养老、教育。

正如伍德福德的观点——央行今天做什么不如人们相信他明天会做什么重要，这是对于个体而言的；对企业而言，就是国家的制度他今天做什么，和企业相信他长期以来会做什么。两者要结合起来做。

对于直接发生作用、产生效应的政策，要予以重视，能够出台的尽量出台；但这些政策如果没有配套的中长期政策，效应就会很小、很短暂。

配套中长期政策，才会取得更好的效果。所以美联储现在降息加息都叫前瞻性指引。

今天中国出台的无论是产业政策也好、财政政策也好，还是对企业的简政放权也好，都应该让有恒产者有恒心，让大家知道未来十年是什么样的大方向，就像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一样，给予大家巨大的信心。

要素自然会流动，需求也在，支付能力背后把它释放出来，就是满足需求、产业也上来了。坦率讲，今天考虑消费需求和内需问题，不要完全从需求侧考虑，更多也要从供给侧同时考虑——供给创造需求。

而且从经济学角度来讲，包括今年诺奖的理论里面也有涉及，越是传统的需求，收入增加之后，需求的收入弹性就越低。就像今天给你发2000块奖金，你不会去吃更多的咸鸭蛋。

越是基本的产品、基础的必需品，包括传统的物质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是很低的；越是新的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越高。而未来的经济增长，那个增长的部分，不是靠大力刺激传统需求让它增长可以带来的，那是事倍功半。

真正要满足的是需求结构转变后的新需求，是消费需求弹性很大的那部分需求，才会更好地带动经济增长，那才是需求增量的主体。

如果说史晋川是从预期与供给侧看消费的"卡点"，那么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在第八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上则给出了一个更直白的判断：老百姓不消费不是没钱，而是已经被生活按到了极限，再往下压一寸就要喘不过气。

刘元春将其概括为"强政府、富企业、穷居民"——蛋糕做大了，切到普通人盘子里的那块比国际平均薄一截，钱更多变成了厂房、设备和新项目，这是消费马车跑不动的第一根缰绳。

这一思路在2026年的政策面上已有回声——"反内卷"写入多份官方文件，多个部委出台细则整治超时加班；美团早在2024年底启动骑手"防疲劳"机制、12小时强制下线，美的提出18:20清空工位，大疆要求晚9点强制下班。

同在虹桥论坛发言的上海交通大学陆铭教授从消费场景角度补充："十五五"期间应优化假期，适当延长、灵活安排，一定要加班就给足加班费。因为没人有空，服务业就活不起来——看电影、下馆子、旅游都要时间。

把这些线索与史晋川所讲的服务型消费、预期管理和供给创造需求放在一起看就能明白：消费不振从来不是孤立现象，它是分配格局、劳动强度、社会保障和产业结构四件事压在一起的总输出。

"极限状态"与其说是诊断，不如说是提醒——这套运转方式已经走到边缘，要么调整，要么硬扛出更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