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汴京城里流传过一句很损的话：赵佶这个人，当皇帝是副业，搞文艺是主业，偷人妻女是“隐藏款技能”。 他写瘦金体，一笔一划锋利得像刀；画花鸟，能把麻雀羽毛数清楚。可一到“占有”这件事上，这位艺术天才立刻退化成一个不讲基本法的小孩——看见好的，就想揣兜里；揣不进去，就挖地道。


汴京名妓李师师，是赵佶“偷”字诀的巅峰之作。皇帝逛青楼毕竟不体面，近侍张迪给他出了个工程方案：从宫里挖一条地道，直通李师师所在的镇安坊。地道一通，赵佶从此走地下通道“上下班”，把偷情干成了市政基建项目。但他万万没想到，这条地道不仅通向李师师的闺房，还通向了大宋词坛的一场“案中案”。
某天，大词人周邦彦先到了李师师处，两人正说着话，外面忽然报“官家来了”。周邦彦无处可躲，一头钻进了床底。赵佶进门，掏出一颗江南新进贡的橙子，跟李师师分着吃，低声调笑，调笙弄管，全程被床底下的周邦彦听得一清二楚。周邦彦出来之后技痒难耐，把这场“橙子之夜”原封不动写成了一首《少年游》，末了几句尤其缺德：“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李师师后来不小心把这词唱给了赵佶听。赵佶越听越耳熟：这场景、这对话、这橙子，不就是朕本人吗？ 大怒，把周邦彦贬出京城。可过了几天他又去找李师师，听说她送周邦彦去了，赵佶居然没掀桌子，反而问：他临走留词了吗？唱一遍听听。 听完《兰陵王》，气全消了，又把周邦彦召了回来，后来还让他当了皇家最高音乐机构的负责人。
你看，赵佶的“占有欲”在文艺面前会自动打折。他计较的从来不是你跟别人好，而是你俩写词居然不带上我。


但“床下词人”只是野史里的风雅笑谈。赵佶真正让人脊背发凉的“强占”，发生在那些连名字都没能留下来的女人身上。史书里藏着一句极短、极冷的记载：开封府审理一桩案子，外戚吴氏强行带着女儿离开丈夫，丈夫告到官府。开封府尹程琳判令归还女儿，吴氏却轻飘飘甩出一句：“已纳宫中矣。” 程琳转头对皇帝说了一句话：“臣恐天下人有窃议陛下夺人妻女者。”赵佶的反应是——“帝亟命出之。笞而归其妻。 ”
一个“亟”字，说明什么？说明他自己心里门儿清。一个“笞”字，打的是那个被卷进来的女人。丈夫的诉状递到开封府，皇帝才把人放出来。那些没有丈夫敢告、没有人替她们递状子的呢？史书不写，因为根本到不了史书这一层。


他身边最得宠的郑贵妃和王贵妃，早年都是向太后宫里的侍女。赵佶还是端王的时候，每天去给太后请安，向太后命郑氏、王氏在旁边侍候。他一即位，这两位“侍候”过他的侍女，迅速升格为贵妃，郑氏后来还当了皇后。从侍女到贵妃，中间隔着的不是爱情，是权力对人身近乎绝对的处置权。另一个得宠的小刘贵妃更典型，父亲是个酒保，她本人已经出宫嫁过人，硬是被内侍杨戬重新弄回宫里，一路封到安妃。结过婚、出过宫，照样被捞回来。“人妻”身份在皇权面前，约等于一张可以随手撕掉的标签。
更讽刺的对比在后面。赵佶在位时，后宫有名号的嫔妃女官一百四十三人，没封号的宫女四百七十九人，采女六百零四人，歌女一千三百一十四人。他一个人占着两千多个女人，同时还能挖地道去偷一个李师师。可等到金兵围城，这份“家底”立刻变成了一份交割清单。金人索要战争赔款，宋朝拿不出金银，就拿女人折现：帝姬、王妃一人抵金一千锭，宗姬五百锭，族姬二百锭，宗妇五百锭银，族妇二百锭银，贵戚女一百锭银。开封府老老实实把赵佶的后宫、女儿、宗室女眷逐一登记造册，打包送出。他生前“占”得越多的女人，死后被“折”得越干净。 那些被他从丈夫身边夺来的、从酒保家里捞回来的、从太后宫里收过来的，最后统统变成金军账本上一行行冷冰冰的银两数字。


赵佶这辈子最擅长的，是把占有包装成风雅。地道偷情叫“微行”，强夺人妻叫“纳宫中”，后宫万人叫“三千粉黛”。可靖康年的那份清单撕掉了所有包装：一个把女人当战利品来占的人，最后连自己的战利品都保不住。 床底下的周邦彦还能写首词把皇帝调侃一顿，而那些被“笞而归其妻”的女人、被“已纳宫中”的女儿、被折成银锭押往北方的嫔妃，连一句词都没留下。她们的名字不在《宋史》的后妃传里，只在《开封府状》的赔款账本里。皇帝的风流是段子，她们的风流是账目。
本文AI制作，敬请鉴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