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美贸易战中老美的表现，已经让人没眼看了！再回溯俄乌战争中大俄和欧洲的表现，但凡是有点政治素养的中国人，都会不由得感慨一句：背后无高人啊！欧美国家尚且如此，其他国家的许多谜之操作就更让人无语了！这不是我们综合国力上来之后就开始飘了，而是当我们接近并局部超过欧美国家后，再平视和俯视他们时，才发现“美帝都是纸老虎”的含金量有多高，主席的洞察力有多强！

当我们摆脱“猎物”的标签，以列强视角审视世界，才真正洞悉其本质：这并非西方描绘的“自由、平等、民主”乌托邦，而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那些被包装成真理的神话，不过是西方用来蛊惑人心的迷魂汤。那些被赞颂的“文明使命”“普世价值”，不过是文化渗透、思想操控的洗脑利器。他们高举的“人权”旗帜，高呼“人权高于主权”，却蛮横地干涉他国内政，用战火无情摧毁他国根基。他们鼓吹“自由市场经济”，却挥舞金融霸权和跨国资本的利刃，巧取豪夺他国财富。他们标榜“民主制度是唯一出路”，却公然操纵选举、扶植傀儡政权。其所维护的“国际秩序”，所谓的“全球领导力”，不过是新殖民扩张的代名词。

其所捍卫的“自由”“和平”专属于他们自己，其代价是在非西方国家点燃战火、制造分裂，输出颜色革命，甚至用导弹与军舰屠杀他国无辜的国民。他们以“拯救”之名发动战争，制造难民潮涌；以“反恐”之名设立基地，将地区推入深渊；以“发展”之名输出援助，却设下债务陷阱，扼住受援国经济命脉；以“新闻自由”之名操控舆论，掩盖真相、煽动对立、策动颠覆他国政权的颜色革命。其精心包装的核心价值，在现实行动中，彻底沦为维系霸权、掠夺世界、践踏他国尊严的工具与谎言。

其实，在中国人面前，西方世界就是一个透明的标本，我们总能在自己的历史文化里找到和西方社会种种现状高度相似的案例，并提前预知其发展走向和结局。因为中华文化是一个复杂而精密的系统，是我们华夏族群用几千年生存经验和发展智慧持续迭代出来的高级文明：既有跨越数千年历史长河历久弥新且有史可鉴的时间长度，又有融通天南海北地理物候且成功经验丰富的空间广度，既有穿透黑暗涉过深渊后再赴光明且高山仰止的德行厚度，又有从最底层向上贯通“天人合一”后一览众山小的思想高度。

当我说中国文化是高维文明，还能透视西方文化和西方社会现状时，那些饱受西方文化教育的精英们不仅会跳出来嘲讽，甚至连很多热爱中国文化的国人都十分怀疑：我们的文化真有那么高级吗！

请自信一点，虽然我们的文化还有很多亟待改造升级的地方，但这并不影响中华文化原本就具备的高度。

下面，让我和大家一起，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一次系统性梳理：

如果对中国文化进行横向梳理，主要都围绕个体、私域（微观）、公域（中观）、全域（宏观）这四个领域来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并设计好了对应的典型性场景。尤其是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后，各家学说都在相互攻讦相互学习中，不约而同地向这四大场景致力。

个体场景：个人如何修炼如何持续精进，从修心到修身再外放到修灵，都有不断累积起来的系统性指导。

私域场景：家庭如何经营、家族如何延续、家风如何传承，职场、官场、生意场如何经营，如何进阶，也有持续进阶的法门。

公域场景：如何管理不同规模的群体，如何治理一城之所，一州之地，一国之域，并将其发展壮大。

全域场景：在中国文化里，全域场景主要聚焦于“天下观”和“道统”思想体系。天下超越了国家的有界，日月所照、江河所至皆为天下。道统超越了皇权的钳制，是任何人包括皇帝都应当遵从的，把君主置于天理既道的制约之下。

在法家则表现为：道、法、术、势。

理论源头可追溯至管仲的“四维论”，法家人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再丰富，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慎到重“势”，韩非集大成，《韩非子·定法》批判性整合三派，构建出“道法术势”完整体系。

法家强调，势是政治能量的物理基础， “夫有材而无势，虽贤不能制不肖”，要成就事业，首先得蓄势待发，为个人积累政治能量，争人为之权势，占自然之位势，才能“ 抱法处势”、“ 腾蛇游雾，飞龙乘云”。

而且给出了进阶攻略，势为基，法术为器。必须打通“术”这个权利运行的隐秘维度，用阳术“参伍之道”考核监督，用阴术“七术六微”权谋制衡。

要登上更大的舞台上，光打通权利运行的隐秘维度还不够，还得在“法”的“ 制度理性的具象表达”上搞阳谋。术为权，法为经。确立法的客观性、强制性和确定性。《定法》就明确指出“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到这里就可以治理一国之地了。

要让国运绵延，万民来附，还得升维，在“道”这个政治哲学的本体依据上下功夫。不过，法家的“道”更接近于西方哲学中提到的“工具理性”，和道家的自然之道又不相同。

法家以势、术、法、道的进阶路径，实现了个体从微观向宏观的跃迁，手段固然赤裸，但却最见效果，被历代帝王和政治精英集团用的炉火纯青。

儒家比法家更有指向性，也更高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儒家的八条目可谓震铄古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为“内圣”四目，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外王”四目。 以“修身为本”，构建了一套从微观伦理到宏观政治的知识系统。不仅给大家指出了一条通往权力之巅、实现人生抱负的大道，而且构建了一整套“家国同构”的社会治理模式。更重要的是，它还深刻塑造了中国社会的伦理秩序与文化基因， 确立并激发了历代中华儿女的使命和担当，推动了以“道统”为纽带的文化传承，并屡屡于“国破家亡“后挽“天下”之将倾，让中华民族历数千年苦难而日渐昌隆，可谓居功至伟！

道家则比儒家更深远，也更有现代性意义：人道、地道、天道、道体。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可自上而下的存在论展开，也可自下而上的体道践行。道家的治理逻辑也非常清晰：

人道：以“无为”为根基来进行个体修炼。道家深刻认识到“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以天道来平衡人道之不足，主张复归于朴，回归婴儿般纯真状态。反异化逻辑，反对礼教对人性的扭曲，追求精神自由。用“心斋坐忘”“引导吐纳”“守一存神”修炼自身， 来激发个体自发性秩序， 模仿自然生物的生存智慧，培养柔韧应变能力。

地道：以“因循”为准则的地方实践来治理不同地域。因地制宜，治大国如烹小鲜。弹性控制，以“张弛之道”平衡集权与自治。通过“ 轻徭薄赋”“乡约自治”“生态适应”等手段，实现以最小干预激发地域社群自发形成秩序。自汉以降，历代王朝开国期间多以道家的柔性治理来休养生息，并取得了很好地治理成绩。

天道：以“共生”为目标来建立天下秩序。主张非战止争，通过文化感召力建立威信。承认文化多样性，和而不同。通过“朝贡体系”“柔性治理”“危机缓冲”来构建吸引力法则，以复杂系统观来建立能统御全天下的动态平衡生态系统。要知道，老美到现在还非常羡慕汉、唐、大明时的朝贡体系和理藩能力呢，朝代都亡了上百年了，一大堆附属国还以之为正朔——这是欧美文明最鼎盛时都难以企及的高度！

道体：以“自然”为本体穷究宇宙法则， 是对宇宙自组织原理的最高概括，既否定神学目的论（“天地不仁”），也拒绝人类中心主义，其核心在于“让事物成为自身”。认为“天人同构”，道体兼具“无”与“有” 的双重属性及“阴”与“阳”的辩证关系，“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万物生成的终极根源，能达到这个层级了，人类文明将产生质的飞跃。

道家的治理体系本质上是一套复杂系统控制论，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儒家、法家等诸子百家的思想，而且拓宽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视野广度，升维了中国文化的思想高度。相较于儒家"修齐治平"的伦理化路径，道家治理更强调系统自愈能力，更注重弹性调控，同时对社会生产力要求更高，对治理系统的先进性要求也更严苛。这也导致了在那个生产力还不够发达的社会环境里，道家的社会治理理论创新很难突破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更难以在现实实践中快速迭代发展。但在科技飞速发展、社会生产力呈指数级增长的今天，道家思想即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场景应用”高峰。

此外，墨家、兵家、纵横家等在“个体、私域、公域、天下”四大场景上，也有过系统论述。所以，在社会治理的实践活动中，每一个个体，每一个群体都能找到适配的理论依据和进阶路径，且多家兼用。治世用道家，盛世用儒家，末世用法家，乱世用兵家，正是思想理论和治理模式的多元化成就了中华民族复杂、精密、渊深、坚韧、普世的系统化特性，让中华民族历经无数苦难后总能重回世界之巅。

上面是对中华文化的横向梳理，如果再进行纵向梳理，又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维度：

诡道：兵家和纵横家的权谋策略与灵活应变，“诡道”更强调策略和战术，还达不到治国范畴，只因为其这个维度的思想用起来太顺手，典型性案例太多，对中国文化和历史走向影响太大，故统一称其“诡道”。以孙武、张仪、诸葛亮为代表。主张灵活应变，因敌制胜，反对固守教条。并非孤立计谋，而是强调“环环相扣”，具备很强的系统性思维。主张虚实结合，利用人性弱点设计策略， 使对手误判形势，从而掌握主动权，在心理上操控对手。主张利益至上，以结果为导向，甚至可以暂时牺牲道德约束。

诡道推动了中国古代战争从“礼战”向“谋战”转型， 在权力斗争中，诡道成为平衡各方势力的工具。在外交应用上， 以诡道分化敌国联盟，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让我们的外交政策更加睿智成熟。但其积弊也同样明显： 容易造成道德滑坡与社会信任危机，加剧内耗与权力斗争，并造成文化畸形与价值观扭曲。

霸道：法家的强权与功利主义，以商鞅、秦始皇、曹操为代表。 主张通过武力、刑罚和权术强化中央集权，以“法、术、势”结合实现高效统治。其底层逻辑是“性恶论”，认为人性趋利避害，需用严刑峻法和权谋手段控制社会。 客观上推动了中国从分封制向中央集权制的转型，奠定了后世官僚体系的基础。

其消极处在于：容易让霸道之“道”沦为工具理性，严刑峻法容易导致民怨，过于苛刻的社会规则容易造成人性的异化，并带来精神危机。让社会关系功利化，容易瓦解信任、同情等社会资本，破坏社会道德，并使公共领域快速萎缩，容易忽略文化、生态等非经济价值，从而陷入“千城一面”的窘境，失去社会的多样性和创新力。再深入剖析其弊端，短期内容易加剧权力结构中的不平等，忽视弱势群体的真实需求， 将权力异化为操控人心的技术游戏，形成权力垄断与民主危机。长期来讲还会割裂文明的精神根基，造成价值传统的断裂，并无限榨取“资源库”，忽视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与可持续性，最终造成不可逆装的生态灾难。看到这里，是不是马上就想到了西方社会的现状，以及他们自己无法解决的一系列社会危机？

王道：儒家德治与礼法的融合，主张通过礼法制度与道德教化维护社会秩序，以道德伦理为根基的治理模式。 周公推礼制、孟子讲仁政、汉武帝儒法结合、刘备实践“仁政”，都是对王道的生动诠释。 其底层逻辑是“以德服人”，强调统治者需以仁义为核心，兼顾法律约束，形成稳定的等级秩序。 汉代“独尊儒术”后，王道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促进了社会伦理规范的形成，长期维系着中国社会的稳定，并使儒家文化成为东亚文明圈的核心。前面提到的“朝贡体系”就是王道驱动下的藩属国治理新范式。

同时，我们也认识到传统文化中倡导的“王道” 过度强调道德约束，容易造成仁义与礼法的僵化和异化，且保守和复古倾向重，对变革创新兼容度不高，压抑了社会活力，社会转型升级更是困难重重；对人性过度理想化，现实落地性不强，容易陷入道德乌托邦的脆弱性中，在乱世中难以快速应对危机，容易快速崩解；君权神授与民本内在冲突，所以长期以来，民本思想并未得到真正践行。因此，我们在“王道”思想的承续上，首先得做好“正本清源”，从历史的源头寻求“活水”，从当下的现实土壤吸取“养料”，融汇贯通各学科成果，重构21世纪的“新王道”。

帝道：以自然法则为终极依据的治理智慧，是超越王道的综合治理体系。帝道主张“以天道为本”，依循自然法则制定政策；主张“德刑并用、刑德相养”，既重视道德教化，又通过法律约束人性之恶；主张“民本实践”，“损有余补不足”（《道德经》）以缓和阶级矛盾。通过“因循”与“权变”调和理想与现实，最终达到“至治之世，君臣相忘”、社会自发和谐的理想状态。由此构建了“天道→帝王→官僚→百姓”的“天人同构”治理体系。

但因为过于先进，难以适应当时的现实需求，且对生产力水平有极高的要求，逐渐被更具实用性的“王道”和“霸道”取代。不过，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生产力水平的进步，其与现代社会的匹配度越来越高，终将成为国际秩序治理范式的显学。比如杭州对企业的治理模式中，就有帝道治理智慧的影子：官不识企，企不识官。企业有需求，政府提前预判，并匹配高效运作团队快速满足企业所需。正因为如此，才孕育出了梁文峰的deepseek团队，以一己之力击溃了美国的AI霸权。正是在帝道治理智慧的影响下，我国才孕育出一批充满活力的创新型企业，撑起了中国经济的脊梁。

中国文化教导我们，在横向层面，应该由内向外学，修心以破除妄念，明心见性，构建稳定的精神内核；修身以知行合一，验证心性，达成行为自律；修灵以突破个体局限，与天地能量共振，儒家的“养浩然正气”，道家的“内丹周天”，佛家的“禅宗顿悟”都是修灵的具体表现。锤炼好自己后再入世，从私域向公域和天下逐层发力，在知行合一中逐步达成“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

中国文化同时又教导我们，在纵向层面，则应该从“帝道”的最高层级层层往下学。只有先站在高维向下俯瞰，才能真正打开视角，辩证地观察，系统地思考，从而更加深刻地体悟这个世界，真正透视出每一个维度的利弊优劣。而不会迷失于“诡道”“霸道”的低维度权力欲望和利益刺激，将中华文明带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基本都是多家并学，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失势而隐，以佛道养心性，得势乃出，以儒法行天下，在知行合一中逐步内部融通的。让个体具备了境界的高度、见识的广度、思想的厚度、意志的韧度，并确保了中华民族在危难时刻总有人站出来，挽大厦之将倾。这就是我们上下五千年的生存智慧。

如果用中国文化独有的纵横维度来分析西方文化，基本就是单向度透明。因为他们之前的每一种文明都没能扛过一个兴衰轮回，就彻底消亡了，不具备文化连续性，更没有文化传承。还是从元朝中期开始，在蒙古人的影响下，欧洲跟中国的高频互动中，发现了中国这个远超想象的“理想国”般的文明。然后他们用了近八百年时间，持续而系统地学习研究中国，才逐渐觉醒了本土意识。在模仿、借鉴中创新，开始对标着中国文化，有意识地将西方世界的各种文明串成一条线，并逐步构建出一套以“西方中心主义”为内核的全球话语体系，从此步入了现代化进程。

因此，无论从横向还是纵向剖析，他们都没有中国文化的这种延续性、系统性和宏观性。

从横向剖析西方文化，他们只有“个体”“私域”“公域”三大叙事场景，没有全局这个“天下观”。对个体、私域、公域三大领域的著述不仅缺乏系统性思考，而且三者之间相互割裂，缺乏超越性整合。

他们强调个体的自主性、独立权利与自我实现，追求个体的自由意志、理性选择和个人成就，但却没有打破三者之间的壁垒。因为，一旦个体和社会相冲突、私域和公域相冲突时，他们总是优先选择前者，要么自己建立新规则来对抗社会现有规则，要么退出集体并创建新社群。而不是优先考虑社会，着眼于如何解决社会问题。就短期来讲，西方文化的这种选择让个人权利和私域利益得到了保障，但却牺牲了社会权利，消解了社会凝聚力，失去了整个文明长足发展的机会。这样的例子在西方历史上比比皆是。即使发展到如今，他们还是老样子：前几年的全球疫情、美国加州的山火就是对西方文化自私性的最生动诠释。

正因为如此，他们在历史上经常陷入绝境，而他们应对绝境的解决方案是宗教：将希望寄托于一个虚幻的神灵，等着上帝施舍，等著奇迹显现，等着诺亚方舟的到来。其底层原因就是文化基因缺陷：他们没有胸怀天下为万民立命的格局，没有扛起整个族群生存发展大旗的责任担当，没有凝聚全社会资源和力量的向心力，更没有誓死打破绝境的勇气和魄力，所以，每每于民族危难之际，总是选择弃大家而保小家，他们是私利优先的善于逃跑的机会主义者，这样的民族怎么可能长存于世？

而中国文化总是优先于后者。虽然让渡了个人和私域的权利，但却能万众一心、迎难而上，最终解决了社会问题，从而获得了社会反馈给个人和私域更大的红利。这才是西方最恐惧我们的地方：他们想做却做不到的事——利他的价值观、仁政的治理理念、超强的民族凝聚力。

因而，在西方文化系统中，是不可能产生“天下观”的。一旦超越了“公域（国家）”这个范畴，西方文化不是着眼于社会族群发展壮大这种沉重而长周期的问题，而是把人引入虚无的“彼岸世界”，去追求纯粹理性以平衡他们对现实世界无法完美改造的偏狭与执着，去寻求精神慰藉以平衡他们在现实世界制造的罪孽。

以西方宗教为例，他们不去反思自己在现实中造成罪孽的根源，而是将这种罪孽以“原罪”的名义转嫁到宗教信仰上，一边疯狂地打压屠戮异教徒，一边虔诚地去教堂祷告寻求救赎，彻彻底底的虚伪之徒。以西方哲学为例，发展到现在，都很难融入和落地到社会治理中。因为从一开始，他们就没有去设计落地实操的路径，彻彻底底的虚无主义。

以自然科学为例，通过提升社会生产力，一满足了他们自身基本需求后，就不思进取的通过设计各种制度来谋求暴利，并垄断各种核心资源、关键技术来卡别人的脖子，完全不顾他人死活，更枉顾社会的发展和全人类的共同进步。甚至发展到如今，都开始内卷到西方社会内部搏杀了，争相通过科技垄断来掌控话语权，来遏制竞争对手的发展，完全没有大局观，完全没有长远的战略眼光，完全没有肩负全天下人共同发展重任的责任感。也难怪在我们积贫积弱的时候，教员就能自信地喊出“西方美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这就是中国文化的透视力。

中国文化的“天下观”源于无界之宇宙，为中国文化所独有，但我们的“天下观”不是天启神授的，也是在长久的生存发展实践中一步步迭代出来的。中华民族的远古先民们通过观察天文制定出阴阳历法，以指导四季耕作、昼夜作息；通过研究天地运行规律体悟出“天之道，损有余以补不足；地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以“天人合一”来平衡人道的不足，故而将“普天之下”的人类与自然界都统摄其中，“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让人类和万物共生息。

在3000多年前，周人就已经将“天下观”落实成社会治理范式：周代以五服制度将天下划分为同心圆式的治理圈层， 通过分封制与朝贡体系，实现了“近者悦，远者来”的动态平衡。到汉代通过对西域的经营，进一步深化了“天下观”，达到了“ 柔远人则四方归之”的效果。

经过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的洗练，天下观已经超越了孔子“华夷之辩”文化优劣论的高度，将孟子提出的“用夏变夷”落地到华夏大地，“入华夏则华夏之”，以文化认同超越政治边界，进一步拓展了天下观的开放性，强化了适配现实世界的柔韧度。唐宋之际，儒家为了制约皇权，提出了超越皇权的道统，强化了超越国家的天下观。他们相信有一种超越皇权的普遍真理存在，这种普遍真理是任何人包括皇帝都应当遵从的，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把君主置于天理既道的制约之下。

在21世纪中国文化第三次系统性大升级的当下，“天下观”正在实现从孟子的“用夏变夷”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第三次蜕变。而西方社会，到如今还在原有的全球殖民体系上疯狂打补丁，企图构建出一个更加稳固、更加隐蔽的全球新殖民体系。但其内核还没达到我们“天下观”在周代时的水平，他们仍然企图以军事的暴力、政治的蛮力、科技的强力、经济的威力让他人屈服，独独不用文化的“魅力”使万民归附！

是他们不想么？当然不是，欧美列强对我们的“朝贡体系”眼馋已久，但就是没有能力建立这一套靠魅力征服天下人心的文化系统，才搞出这套苦天下久已的“全球殖民体系”。所以，要透视西方文化，还必须在纵向维度进行对照！

从纵向剖析，西方文化也只达到了诡道”和“霸道”的高度。从13世纪中叶开始，西方世界陆续多批次派出商队、使团、传教士来华考察、交流、贸易、传教。截止19世纪末，前后700年间，来华人员不知凡几，这些可都是西方精挑细选出来的精英级成员，他们不仅将中国的商品带回欧洲，更是有规划、有组织、各具目的地来华考察，从民风民俗、地理物候，到社会治理、政府运营机制，再到科技、文化、经济、军事等，对中国进行了全方面的学习、调查、研究。

可以说，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欧洲大革命等推动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的运动，和中国都有着极深的羁绊。就连他们的全球话语体系，都是参考着中国的朝贡体系和宋明理学的道统思想构建起来，远不是当下西方世界这么轻描淡写地描述中国对西方的影响，他们至今还刻意回避很多东西，甚至连西方世界许多重量级图书馆馆藏的中国书籍都不让中国人接触。

到如今，他们即便学了800多年，也只对中国的《孙子兵法》很感兴趣，却读不懂“上兵伐谋”；他们非常羡慕中国朝贡体系的霸道职权，却罔顾跟班小弟和非西方世界的生死，完全没有“天下观”的格局和担当；他们对中国的科学技术十分重视并快速学习转化，却不标明学术渊源为后人留下可鉴的历史，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信史的价值，更不懂“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的智慧。更不屑于“生态平衡”“技术伦理”等问题，至今他们都难以理解“王道”和“帝道”的价值和威力。

他们把我们的“诡道”“霸道”的相关文化系统性地引入西方，并将其融入西方文化系统和社会治理体系中，但却没意识到其消极面的危害。因此从一开始，压根就没提前考虑过如何规避其负面效果。还是在20世纪下半叶，西方社会的种种弊端和危机暴露出来，他们才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这就像一位穷久了的人见到财富、饿久了的人见到食物，不是先想着眼前是否有危险，而是急着先去占有它、享用它。

他们的宗教教义以及西方中心主义的“全球话语体系”已经赤裸裸地告诉天下人：要么臣服我并为我服务（看看跪舔西方的日本、韩国，一边被收割，一边被嫌弃），要么就接受被当成异端被打压被消灭的命运（看看已经解体的苏联、南斯拉夫，以及被蹂躏的越南、伊拉克、伊朗、阿富汗、叙利亚、乌克兰、叙利亚、古巴、智利……）。他们的责任只针对西方世界，却罔顾非西方世界的死活，整个近现代全球史就是一部血淋淋的殖民史。如今，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势力的崛起，直接限制了美西方的单边吸血能力。

随之而来的，就是超高的社会福利和“超国民待遇”逐渐消失，被养懒养废的美西方国民们“由奢入俭难”，不愿意再回到“勤劳致富”的日子，抗议游行愈加频繁，社会矛盾日渐加剧。加之在跨国资本和隐秘财团的幕后操控下，国家政府功能失调，西方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显著，已经异化到对自己子民地死活都不愿意负责的地步了。“诡道”和“帝道”的负面效果，正在西方社会全面蔓延开来！

直到2020年代的今天，西方世界除了极少数学者意识到这点，并提出“伦理责任和全球正义”“跨文化交流与理解”等良心呼吁外，西方政界、西方资本、西方民众，对此仍然漠不关心。

在“帝道——王道——霸道——诡道”上，西方人恰恰是反着学的。先学了诡道、霸道之后，就觉得上面的没啥用——能用武力和计谋快速拿到的东西，为啥还要搞“王道”“帝道”哪些遥不可及、虚无缥缈的花架子？所以，西方人一直看不懂道家思想，进入不了高层智慧。就如当下的西方文化，被小聪明误一生，陷入危机而不能自救，面对复杂环境而缺乏灵活的应对策略和自救能力，其根源就在于他们意识不到“诡道”和“霸道”也有严重的负面效果，更不知道“王道”“帝道”这种高级智慧背后的福利。

而中国人看西方世界，就像观察一个透明的社会标本，我们总能概览全貌，清晰地感知到西方话语体系的隐秘框架和控制触手，我们总能一眼看穿他们背后的谋算和真实目的，我们总能在他们出招之后切中他们的要害并反制回去。我们总能从自己的历史中找到西方世界现状的相似病症，并提早预见了他们的结局。比如乌克兰刚打算加入北约时我们已经预知其命运，比如欧盟的困境和造成困境的最底层原因，比如美国的社会矛盾和未来走向……但凡有点政治素养和历史常识的国人，都能在我们的历史中找到高度匹配的案例，一种熟悉感涌上心头。

所以，当下的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三流的角色主宰着世界，一流的玩家独醒，却唤不醒那些醉眼看世界的众人。这既是我们的悲哀，又是我们的幸运。

其悲哀处在于，这个世界明明被恶势力支配着，大家却视这种恶为理所当然，并争当恶的帮凶。连盟友都劝告你顺从这不平等规则，甚至心甘情愿的扶持你成为另一个恶霸。向他人行善还被其所伤，救他人于水火反受其累。这对见过了真公平、真正义的中国人来说，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郁闷，是一种被限制在低位面的煎熬。

从中我们也反思出自己的不足：以前，我们一直是局势掌控者，都是和高手过招，用的都是顶级的战略和战术，且最终同化了这些高手。如今，我们失去了掌控局势的权柄，从幕后走到台前，和一群三流玩家及其菜鸡帮凶过招。受困于以往成功经验和声名，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行的是德行深厚的君子风范，走的是光明中正的万里通衢。道德负担太重放不开手脚，没能用诡道、霸道震慑宵小，还频繁被猪队友所伤。

幸运的是，在中国文化的滋养下，我们逐渐醒悟过来：要跟这帮三流玩家和菜鸡玩，就不能只用高手过招的策略，因为很多招式他们看不懂，也不明白其背后的深意和利害关系，所以总让这些菜鸡们把我们当老实人欺负，白白浪费自己的智力和社会资源。我们得先降降维，用他们能看懂的招式，用“诡道”把敌人搞乱，用“霸道”把对手和盟友搞服，做好了这个前提后，再用“王道”来感召盟友，用“帝道”来构建全球新秩序。随着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正在被其他国家密切关注。

当然，中国的传统文化还亟待接续传承，正本清源，发扬新篇。我辈国人幸逢盛世，得遇中国文化第三次系统性大升级的千年机遇，还有许多任务亟待完成：比如，如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天下观”升级到更高的维度。如何打破西方“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低维治理困境，创新“家国同构——天人同构”模式通过伦理、制度与价值的深度嵌套，构建高维治理范式。如何开发出适配当下的“诡道”，“霸道”应用模板，并落地到各个细分领域去，好批量化攻坚三流对手和菜鸡帮凶。还有许多局面亟待后来者开创，还有许多任务急需后来者完成，吾辈当共勉之。

文末，善意地提醒大家：人类未来看东方，东方发展看中国。但凡以后有人拿西方文化来压我们，来秀他们的优越感和先进性，你大可以幽默的回应一句“且待小僧伸伸脚”，然后自信地当面怼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