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胡同灭门案：特务拉拢修理工不成反而暴露，为保自己痛下杀手......
01
1949年5月30日，北平。
这座刚刚和平解放四个月的古都，正从一场不见血的战争中缓缓苏醒。
炮火的硝烟早已散尽，取而代之的是街头巷尾弥漫的尘土和一种混杂着新生与迷茫的气息。
穿着灰色军装的解放军战士迈着整齐的步伐巡逻在宽阔的马路上，他们的年轻脸庞上带着对未来的憧憬。
而在那些曲里拐弯的胡同深处，生活似乎依旧遵循着几百年来的旧有轨迹，磨剪子锵菜刀的吆喝声、鸽哨划过天空的脆响，与偶尔驶过的军用卡车引擎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新旧交替的独特画卷。
然而，在这片看似平静的表象之下，暗流从未停歇。
随着傅作义二十五万大军出城改编，国民党保密局精心布下的潜伏网络，如同一颗颗深埋地下的定时炸弹，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悄然蛰伏，等待着引爆的时机。
破坏、暗杀、窃取情报，这些看不见的战线，远比真刀真枪的战场更加凶险。
德胜门内大街，隶属于当时的北平市内五区，花枝胡同就藏匿在这片密集的民居之中。
胡同呈L形，灰色的砖墙斑驳，墙头上探出几枝沉甸甸的槐花，散发着初夏时节特有的甜腻香气。胡同南段的一座小小的四合院，便是铁路局车辆段技术工人侯晋豪的家。
三十六岁的侯晋豪是个地地道道的北平人，手艺精湛，为人踏实，在单位里人缘不错，是那种典型的靠手艺吃饭的城市平民。
他的妻子朱照莲三十二岁，没有正式工作，却是个闲不住的利落女人。每日里，她都会挎着一个藤条篮子，里面装着香烟、洋火、桂花糖之类的小零碎，穿行在附近的胡同里叫卖，用赚来的几个零钱补贴家用。
夫妻二人育有一子，名叫侯继豪，十一岁，在附近的小学念三年级，是个机灵又有些淘气的半大孩子。
这一天的下午四点多，天色尚早，太阳的余威将胡同里的石板路晒得温热。
朱照莲挎着几乎空了的篮子，正准备回家生火做饭。当她走到花枝胡同与三不老胡同的交叉口时，一阵浓郁的肉香毫无征兆地钻进了她的鼻子。
一个中年男人，头顶光亮，在夕阳下泛着油光，正慢悠悠地从三不老胡同里走出来。
他手里提着一个柳条编成的小筐，筐上盖着一块半旧的白布，口中不紧不慢地吆喝着：“刚出锅的卤肉嘞——！热乎的芝麻烧饼——！”
朱照莲的脚步停了下来。那股混合着大料和酱油的香气，勾住了她的馋虫。她凑上前去，揭开白布一角，只见码得整整齐齐的卤肉酱红油亮，肉皮上还微微颤动着剔透的肉冻，旁边用油纸包着的烧饼个个饱满，上面撒满了焦黄的芝麻。
“怎么卖啊，师傅？”朱照莲问道。
那秃头小贩眼皮都未抬一下，声音平淡地报出价格：“卤肉，八百一斤。烧饼，十块一个。”
这是第一套人民币的币值，一万元才相当于后来的一块钱。
朱照莲在心里迅速盘算了一下，这个价格可以说是相当便宜了，比市面上寻常肉铺的熟肉要便宜不少。她看了看那卤肉的成色，确实新鲜，不像是不好的货色。
或许是自家做的，图个薄利多销吧。
“行，给我来一斤肉，再拿八个烧饼。”她从衣兜里摸出钱袋，数出钞票递了过去。
秃头小贩接过钱，也不多话，麻利地从筐里取出一块带着脆骨的五花肉，放在随身带着的小秤上，不多不少，秤杆高高翘起。
他用一张荷叶将肉包好，又点了八个烧饼用草绳捆了，一并递给朱照莲。整个过程，他的表情没有丝毫变化，仿佛一尊没有情绪的木偶。
朱照莲提着沉甸甸的卤肉和烧饼，心里美滋滋的。丈夫辛苦一天，儿子又正在长身体，今晚这顿饭，定能让他们爷儿俩吃得满嘴流油。
她快步走回花枝胡同的家，用钥匙打开了院门上那把老旧的铜锁。
儿子侯继豪正和几个小伙伴在院里的槐树下拍画片，一见母亲回来，立刻像只小馋猫似的凑了上来，鼻子使劲嗅着。
“妈，什么东西这么香？”
“馋鬼，你爸的鼻子都没你灵。”朱照莲笑着刮了一下儿子的鼻头，“买了你最爱吃的卤肉夹烧饼，等会儿你爸回来，咱们一块儿吃。”
侯继豪一听，高兴得直蹦，伸手就要去抓烧饼。
朱照莲拍开他的手，嗔怪道：“没规矩，等爸爸回来了再吃。去去去，接着玩你的去。”
打发了儿子，朱照莲将卤肉和烧饼放在堂屋的八仙桌上，正准备去厨房淘米，院门“吱呀”一声又被推开了。
邻居刘婶一脸焦急地闯了进来，人还没站稳，话就先到了：“侯晋家的，不好了！你家老爷子，刚才在胡同口摔了一大跤，哎哟，看样子是把骨头给摔断了，你妈让你赶紧过去一趟！”
朱照莲的娘家就在不远的三不老胡同，直线距离不过一公里。
父母膝下只有她和姐姐月莲两个女儿，姐姐嫁得远，所以二老平日里有个头疼脑热，都习惯了找朱照莲这个小女儿照应。
一听老父亲摔断了骨头，朱照莲脑子里“嗡”的一声，什么晚饭、卤肉，瞬间都抛到了九霄云外。
“哎呀！我这就去！”她连围裙都来不及解，转身就往外跑。
她冲出院门，用挂在脖子上的钥匙将大门从外面“咔哒”一声锁好，这是她多年养成的习惯，家里没人时，门必须上锁。
刚锁好门，她就看见儿子侯继豪还在不远处的墙根下跟人玩耍，于是扯开嗓子喊道：“继豪！别玩了！跟你姥爷出事了，快跟我去姥姥家！”
侯继豪虽然不情愿，但听母亲的口气十分严厉，也不敢多言，撇下小伙伴，小跑着跟了上去。
母子二人的身影，一前一后，匆匆消失在胡同的拐角。
等朱照莲在娘家忙完，又是找人借板车，又是送父亲去附近的私人诊所接骨，再把老人折腾回来安顿好，天色早已彻底黑透了。
外婆心疼女儿外孙，特地煮了面条，留母子俩吃了晚饭。
饭桌上，朱照莲还惦记着家里的丈夫，心想那烧饼卤肉都是现成的，他下班回家看到，应该自己就先吃了，倒也饿不着。
将近晚上九点，朱照莲才牵着已经困得睁不开眼的儿子往家走。夜里的胡同寂静无声，只有几盏昏黄的路灯，在地上投下母子俩被拉得长长的影子。
钥匙插进锁孔，转动，发出干涩的金属摩擦声。
朱照莲推开院门，一股异样的死寂迎面扑来。堂屋里没有点灯，黑漆漆的一片，不像是有人的样子。
“他爸？睡了？”她心里嘀咕着，摸索着走进堂屋，划亮了一根洋火。
火苗跳动的一瞬间，照亮了眼前的景象，也让朱照莲的呼吸瞬间凝固了。
她的丈夫，侯晋豪，正以一个极其扭曲的姿势趴在地上。
他的身体蜷缩着，一只手紧紧地捂着腹部，另一只手则伸向门口的方向，五指深深地抠在冰冷的地面上，指甲因为过度用力而折断，渗出了血迹。
他的脸紧贴着地砖，双目圆睁，瞳孔放大，嘴唇呈现出一种不正常的青紫色。
在他身旁，一个烧饼被捏得粉碎，沾满了酱色肉末的碎屑散落一地。
八仙桌上，那包卤肉被打开了，少了一角，旁边倒着一个白瓷酒杯，剩下的酒液洒在桌面上，散发着刺鼻的酒精和一股说不出的怪味。
空气中，弥漫着死亡的冰冷气息。
“啊——！”
一声凄厉到不似人声的尖叫，撕裂了花枝胡同沉寂的夜空。
十一岁的侯继豪被眼前的景象吓得呆住了，随即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朱照莲全身的力气仿佛被瞬间抽空，双腿一软，瘫倒在地，世界在她眼前化作一片旋转的黑暗。
02
凄厉的哭喊声刺破了胡同的宁静，像一把生锈的刀子，在每个听见它的人心头划过。
油灯和蜡烛的光芒很快在侯家小院周围的窗户里一一点亮，邻居们披着衣服，趿拉着鞋，带着惊疑不定的神情聚拢过来。当他们看清院内的惨状时，倒吸冷气的声音此起彼伏。
北平第十六区派出所接到报案，值班的公安和留用的旧警察立刻赶了过来，简单地保护好现场后，立刻将情况上报。
这桩命案的性质，显然超出了一个普通派出所的处理能力。
凌晨时分，一辆嘎斯吉普车和两辆挎斗摩托车呼啸着驶入德胜门内大街，在花枝胡同口停下。
北平市公安局内五分局副局长兼治安科长魏相如从吉普车上跳了下来。他四十岁出头，身材敦实，一张国字脸上满是刚毅之色，眉宇间透着军人特有的果决。
紧随其后的是三名刑警和市局派来的法医。
现场已经被拉上了警戒线，魏相如一言不发地走进院子，目光如鹰隼般扫过每一个角落。
法医对侯晋豪的尸体进行了初步检查，魏相如则蹲下身，仔细勘察着地上的痕迹和桌上的食物。空气中，那股混合了酒气、肉香和死亡气息的味道，浓得化不开。
“尸体连夜解剖，查明毒物成分。所有食物、餐具、酒水全部带回化验。”魏相如的声音低沉而有力，不带一丝感情，“封锁现场，任何人不得入内。”
命令下达，众人立刻行动起来。侯晋豪僵硬的尸体被抬上担架，盖上了白布。
惊魂未定的朱照莲和她的儿子侯继豪则被带到邻居家暂时安置，由派出所的同志进行初步问询。
北平解放不过四个月，治安形势依旧严峻。
第二天一早，紧急成立的“5·30”专案组在分局一间简陋的会议室里召开了第一次案情分析会。
由于人手紧张，专案组只能抽出四名刑警负责侦查。
魏相如亲自坐镇，委派刚从部队转业的公安干部杨史担任组长，组员是衣端正、蒋友先、裴丰夫三名刑警。
这三人都是留用下来的旧警察，其中衣端正五十出头，头发花白，眼角布满皱纹，在解放前就侦破过多起大案，是北平警察系统里有名的“老炮儿”，破案经验极为丰富。
会上，杨史首先根据法医的连夜解剖结果和现场勘查情况，对案情进行了通报和推断。
“死者侯晋豪，系中毒身亡。毒物成分尚未完全确定，但毒性极为猛烈。市局法医对朱照莲带回的所有食物进行了检验，确认毒源位于那块卤肉之中。”
杨史指着桌上的一份简报，继续说道，“根据对死者妻子和邻居的走访，我们推断了侯晋豪中毒身亡的过程：案发当日傍晚近六点，侯晋豪下班回家，发现家中无人，桌上放有烧饼和卤肉。他从邻居处得知妻子因岳父摔伤回了娘家，便打算先吃了晚饭再过去。于是，侯晋豪独自一人，就着白酒吃起了卤肉。不久，毒性发作。从现场地面上的抓痕和尸体的姿态判断，他曾试图起身开门呼救，但毒性发作太快，剧痛使其很快倒地，在短暂的挣扎翻滚后，便陷入昏迷，直至死亡。”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只有窗外传来的几声鸽哨。
“烧饼和卤肉的来源，已经查明是死者妻子朱照莲从一个流动的秃头小贩处购买。但最大的疑点在于，我们也走访了三不老胡同和花枝胡同附近的其他居民，有另外两户人家也购买了那个小贩的卤肉，但他们食用后没有任何不适症状。”
杨史的眉头紧锁，“这说明，投毒行为是专门针对侯晋豪一家的，甚至，就是专门针对他吃的那块肉。”
那么，是谁投的毒？为何要毒杀一个普普通通的铁路工人？
专案组分析出了三种可能：
第一，出售烧饼卤肉的秃头小贩有重大嫌疑，他可能是在卖给朱照莲时，对那块特定的卤肉动了手脚。
第二，死者之妻朱照莲，她是食物的直接接触者，存在作案可能。
第三，在朱照莲离家后，有第三方潜入侯家，在卤肉中下了毒。
分析过后，魏相如拍板决定：“立刻分头调查！第一，全力追查那个秃头小贩的下落，他是第一次来那片地方叫卖，还是常客？第二，深入调查朱照莲与侯晋豪的夫妻关系，是否有矛盾，是否有外遇。第三，也是关键，朱照莲回娘家到侯晋豪回家这段时间里，是否有人进入过侯家。朱照莲出门时锁了门，如果有人潜入，必须持有侯家的钥匙。查清楚，除了他们一家三口，还有谁曾经接触过侯家的钥匙。”
专案组四人领命而去，在花枝胡同内外展开了紧张的走访排查。
然而，一天下来，结果却令人失望。
对于那个秃头小贩，警察几乎问遍了德胜门内大街附近的所有老住户和商贩，没人对他有印象。他就像一个幽灵，只在那天下午出现过一次，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至于朱照莲与侯晋豪的夫妻关系，无论是邻居还是双方亲属，都众口一词地说他们小两口向来和睦，从未红过脸。
侯晋豪本人老实本分，朱照莲贤惠孝顺，实在找不出情杀的理由。
而侯家的钥匙，据朱照莲哭诉，她和丈夫的钥匙从不离身，儿子侯继豪那一把，也是用麻绳编了链子挂在胸口。
外人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到。
傍晚，专案组在分局碰头，汇总上来的信息让每个人都感到一阵无力。
三条线索，似乎都走进了死胡同。
会议开到一半，魏相如副局长也被区委叫去开会了。
正当众人一筹莫展之际，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让整个会议室的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朱照莲和侯继豪母子二人，失踪了。
侯晋豪在家中排行老二，上有一兄，下有一弟。
侯家在北平也算是个不大不小的家族，盘根错节，亲戚众多。
侯老爷子得知二儿子惨死，悲痛欲绝，当即决定在左安门的侯家老宅设灵堂拜祭。
按照旧时习俗，灵堂必须摆放棺材，内有死者遗体供亲友瞻仰。因此，侯家向公安局提出领回侯晋豪遗体的要求。
公安局的规定是，领取遗体须由死者配偶提出申请。侯家便派老三侯晋杰去花枝胡同，接嫂子朱照莲去办理手续，顺便商议后事。
侯晋杰赶到时，朱照莲正双眼红肿地坐在堂屋里，十一岁的侯继豪则在同学的帮助下，在院子里默默地用白纸扎着丧事用的纸花。
孩子脸上没有泪，只是一言不发，小小的身躯透着一股与年龄不符的沉重。
他说，要亲手为爸爸扎满三百朵纸花。
侯晋杰看着此情此景，心里也不是滋味。他跟嫂子说明来意，朱照莲点头应允，说等帮儿子把纸花扎完就过去。
侯晋杰心想，接二哥的遗体是大事，儿子在场是孝心，但扎纸花也是孩子的一片心意，不能耽误。
于是他对朱照莲说，自己先去附近的大车店租好拉灵柩的大车，等他们扎完花，再一起去。
原本扎纸花下午四点就能完工，不巧的是，用来做花径的细铁丝用完了。
那个年代，铁丝都是整卷卖，普通人家很少备着，只好向左邻右舍去讨要。
这么一耽搁，等到三百朵纸花全部扎好，天色已经擦黑，时钟指向了七点。
朱照莲收拾好纸花，叫上儿子，对邻居道了谢，说要去侯家老宅那边。
母子俩一天水米未进，决定在路上随便买点吃的。邻居们看着这对孤儿寡母的身影消失在胡同口，都忍不住叹了口气。
可是，侯家老宅那边，从七点一直等到八点半，始终不见母子俩的人影。从花枝胡同到左安门，就算坐三轮车，一个多小时也该到了。
侯老爷子脾气本就暴躁，刚死了儿子，现在儿媳和孙子又不见了，顿时急火攻心，当即让老三侯晋杰坐着租来的大车，再跑一趟花枝胡同去接。
大车赶到花枝胡同时，已是九点半。
邻居们都说，朱照莲母子俩七点钟准时就走了。侯晋杰心里咯噔一下，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他让车夫赶紧掉头回老宅，可到家一看，嫂子和侄子依旧不见踪影。
这下，整个侯家都炸了锅。
联想到侯晋豪死得不明不白，难道凶手还不肯放过他的妻儿？
侯家上下全体出动，连夜四下寻找。
花枝胡同的邻居们听闻此事，也都从床上爬起来，提着灯笼帮忙在附近搜寻。
众人一直找到第二天，也就是6月1日天色大亮，仍未发现母子俩的任何踪迹。
侯家老大侯晋天和老三侯晋杰商量后，决定去内五分局报警。
专案组接到这个消息时，正在为毫无头绪的案情发愁。杨史立刻以内五分局的名义，向全区所有分驻所和派出所打电话，通报了朱照莲母子失踪的情况，要求派员协助寻找。
然而，还没等衣端正三人动身出发，分局的电话铃就再次急促地响了起来。
德胜门分驻所报警，称其管段内的草鞋巷，一口废弃多年的老井里发现了两具尸体！其性别、年龄、衣着特征，与分局刚刚通报寻找的朱照莲母子高度吻合！
专案组全体成员心头一沉，立刻驱车赶往现场。
草鞋巷地处偏僻，那口老井据说有上百年的历史。
井口用青石砌成，井壁上长满了湿滑的青苔。派出所的警察已经在现场拉起了警戒线，几个年轻力壮的居民正用粗麻绳和铁钩，费力地从井里往上打捞着什么。
据第一个发现尸体的妇女说，她早上来打水，不小心把一串佛珠掉进了井里，便央求邻居帮忙打捞。
邻居用一根前端绑着铁钩的长竹竿伸进井里，刚探到底，就感觉钩住了一团柔软沉重的东西。几个人合力往上一拉，一具穿着蓝色土布褂子的女尸便被拖出了水面。
紧接着，他们又从井下捞起了一具小男孩的尸体。
尸体被打捞上来，平放在井边的泥地上。水珠顺着他们肿胀的身体往下淌，在地上洇开一滩滩湿痕。侯家的亲属也闻讯赶到，只看了一眼，便爆发出震天的哭嚎——那正是失踪了一夜的朱照莲和侯继豪母子！
法医的初步鉴定结果很快就出来了：母子二人均系被扼颈窒息死亡，死后才被抛入井中。
专案组对周围群众进行了详细询问。有人反映，昨天晚上七点半左右，曾看到一辆三轮车驶入这条偏僻的胡同。
蹬车的是个三十来岁的壮硕男子，敞着怀，戴一顶半旧的草帽。
车上坐着人，但因为拉上了车篷，加上天色昏暗，没人看清车上坐的是谁。而警察在勘查现场时，早已在井边的泥地上发现了清晰的三轮车车辙印。
一个可怕的推断在所有刑警的脑海中形成：朱照莲母子在离开花枝胡同后，在路边上了那辆三轮车。凶手在行驶途中将他们控制，带到了预先选好的草鞋巷。在这里，凶手残忍地将母子二人活活掐死，然后将他们的尸体投入了这口幽深的古井。
二十四小时之内，一家三口，灭门！
幸存者一夜之间变成了遇害者。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仇杀或财杀，凶手的目的明确而冷酷——灭口。
03
灭门血案的阴云，沉甸甸地压在了内五分局的上空。
案情的重大升级，立刻引起了市局的高度重视。
当天午后，市局治安处处长赵苍璧亲自打来电话，指示将两起命案并案侦查，并增派市局刑警力量。
新的专案组迅速组建，由副局长魏相如担任组长，市局治安处股长石振庭和公安干部杨史担任副组长，原专案组的衣端正、蒋友先、裴丰夫，加上市局派来的精干刑警熊先胜、张景时，构成了侦破此案的核心力量。
下午，在新组建的专案组案情分析会上，气氛凝重得几乎可以拧出水来。
分局局长汤光礼和副局长张登瑞也列席了会议。
魏相如用一根粗大的铅笔，在黑板上重重地画了一个圈，圈住了“灭口”两个字。
“仇杀、情杀、财杀，这几条路基本可以堵死了。”
魏相如的声音在烟雾缭绕的会议室里回响，“侯晋豪、朱照莲夫妇，社会关系简单，与人无深仇大恨。家境普通，不至于引来灭门之祸。凶手在第一次投毒失手后，不惜冒着更大的风险，在二十四小时内补刀，杀害幸存的母子二人。这种赶尽杀绝的狠辣和急迫，只有一个解释——侯家掌握了某个让凶手寝食难安的重大秘密，这个秘密一旦泄露，将给凶手一方带来灭顶之灾。”
副局长张登瑞补充道：“我同意魏局的分析。但凡灭门案，要么是血海深仇，要么就是封口。从死者一家的背景来看，后者的可能性无限大。甚至，侯家自己都不知道他们究竟掌握了什么秘密，可能只是在无意间接触到了，看到了，或者听到了什么。但对于凶手来说，任何潜在的风险都必须被清除。”
会议的最终结论，将侦查方向彻底锁定在了“敌特活动”上。
新中国的政权刚刚建立，潜伏特务的破坏活动正是当前公安工作的重中之重。
专案组立刻重新制定了侦查方案：
第一，不惜一切代价，必须找到那个卖烧饼卤肉的秃头小贩，他是本案的执行者，是打开整个案件的钥匙。
第二，全力追查5月31日晚运载并杀害朱照莲母子的那辆三轮车及其车夫。
第三，对侯晋豪、朱照莲的个人经历、社会关系进行地毯式的再调查，寻找他们与敌特分子可能产生的任何交集。
然而，调查再度陷入了困境。
负责追查秃头小贩的衣端正小组，几乎跑断了腿。他们发动了片区内的所有派出所和街道积极分子，对北平城内的卤肉行业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摸排。
可即便是那些消息最灵通的老师傅，也从未听说过有这么一个秃头小贩。
这个秃子，仿佛不是这个行业的人，他只是戴了一张面具，临时客串了这个角色。
这个认知让衣端正感到一阵深深的无力。
北平城数百万人，要找一个刻意伪装、只出现过一次的幽灵，无异于大海捞针。
一连几天，衣端正都眉头紧锁，嘴上起了燎泡。
作为一名在旧警察局干了几十年的老刑警，他深知这种案子的棘手。
技术手段几乎为零，全凭两条腿和一张嘴。
但如今的调查方式，条条框框，按部就班，对于那些游走在灰色地带、不属于任何行业编制的“地痞流氓”，往往难以触及。
这天晚上，在分局熬到深夜，衣端正揉着酸胀的太阳穴，做出了一个决定。他敲开了副组长杨史的办公室门，又通过杨史，向魏相如做了汇报。
“魏局，杨组长，我想跟领导申请，动用一个我以前的关系。”衣端正的声音有些沙哑，“这个人不是警察，也不是政府的人。按现在的说法，叫‘眼线’。解放后，政府有规定，不允许再搞以前那一套。但现在案子卡住了，警力又紧张，我觉得，特殊时期，得用点特殊办法。”
魏相如看着眼前这个经验丰富但面带疲憊的老刑警，沉默了片刻。
他知道，新旧交替之际，很多工作方法都需要磨合。
留用这些旧警察，看中的就是他们身上这些书本里学不到的“土办法”和人脉关系。
“这个人，可靠吗？”魏相如问道。
“绝对可靠。”衣端正答得斩钉截铁，“他叫秦老四，前门‘迎瑞饭馆’的跑堂。我跟他打了十多年交道，这人脑子活，眼睛尖，三教九流的事儿他都门儿清。最关键的是，他懂分寸，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
“好。”魏相如最终点了头，“我批准。但记住，下不为例。注意方式方法，不要暴露我们的身份。”
得到了许可，衣端正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第二天中午，他脱下警服，换上一身半旧的蓝布褂子，一个人溜达到了前门的“迎瑞饭馆”。
饭馆里人声鼎沸，他没进去，只是在门口对一个伙计递了个眼色。
不多时，一个四十来岁、身材瘦小、留着两撇鼠须的男人便从饭馆的后门溜了出来。
他就是秦老四。
两人在附近的一家小茶馆坐下，衣端正将案情简要地说了一遍，隐去了所有涉密的细节，只强调他们正在寻找一个神秘的秃头小贩，此人卖的卤肉有问题。
秦老四嘬着茶水，眯着眼睛听完，半晌没有说话。他用指关节轻轻叩着桌面，发出“笃笃”的声响。
“衣警官，”他终于开口了，声音压得很低，“您这思路，怕是钻了牛角尖了。”
衣端正一愣：“怎么说？”
“您想啊，”秦老四慢条斯理地分析道，“这卤肉，想做得好，得有老汤，得有秘方。可要想做得快，自家灶台上就能鼓捣出来，无非是味道差点。那个秃子既然是冒牌货，那肉十有八九是他自己瞎做的，为的就是下毒，查源头，上哪儿查去？就算他往里搁了大烟壳子，那玩意儿黑市上也能弄到。这条路，是死的。”
衣端正没有打断他，只是静静地听着。
秦老四话锋一转，眼中闪过一丝精光：“既然打听不到卤肉的来源，那就去打听烧饼的出处呀！你们不是说，那秃子卖的烧饼也是好货吗？既然他是冒牌小贩，卖的东西肯定不是他自己做得出来的。这烧饼，可不比那卤肉。想做出像样儿的芝麻烧饼，那得有专门的烤炉，还得有和面、打饼的手艺。他一个临时客串的，上哪儿弄这些去？他只能去买现货。”
衣端正的眼睛瞬间亮了。
“而且，”秦老四继续说道，“你们说，死者家属买的时候，他筐里还有不少。这说明他备的货，少说也得几十个。几十个烧饼，可不是小数目，不是说买就能买到的，那得提前跟店家预订。跟人家不熟的话，还得先付定金。这么大的买卖，卖烧饼的店家，肯定对这个主顾有印象。警察同志，您说，我说的对不对？”
一语惊醒梦中人！
衣端正一拍大腿，差点把茶杯震翻。他一边连声道谢，一边在心里暗骂自己真是老糊涂了，怎么就死盯着那块毒卤肉，忘了旁边还有一摞烧饼！
案情的调查方向，就因为这个饭馆跑堂的一句话，豁然开朗。
当天下午，专案组立刻调整部署，将全部警力都投入到对全城烧饼铺的排查之中。
调查的结果，完美地印证了秦老四的判断。
当晚，衣端正和两名同事终于在内三区东四牌楼一家名为“留香饼铺”的店里，查到了决定性的线索。
“留香饼铺”的店主是个五十多岁的山东人，对两天前的一笔大生意记忆犹新。
他回忆道，5月29日下午，也就是案发前一天，一个秃头男人来到店里，预订了八十个芝麻烧饼，并且非常爽快地预付了全款。第二天下午两点多，那人骑着一辆自行车，把货全部取走了。
“那人叫什么？住在哪儿？”刑警急切地追问。
“那可不知道。”店主摇摇头，“不过，听他口音，像是马市大街老鹰窝那一带的。而且他那人，我有点印象，以前好像见过，但想不起来在哪儿了。”
足够了！
有了这条线索，那个幽灵般的秃头小贩，终于在专案组的侦查地图上，被钉下了一个清晰的坐标。
04
衣端正立刻向专案组领导汇报了这一重大突破。
魏相如和石振庭当即决定，事不宜迟，立刻对老鹰窝一带进行布控抓捕。
夜幕深沉，几名便衣刑警如同融入黑暗的影子，悄无声息地散布在马市大街老鹰窝附近错综复杂的胡同口。
这里是典型的北平南城居民区，龙蛇混杂，居住着大量底层市民和无业游民。
根据“留香饼铺”店主提供的模糊印象，刑警们拿着从其他商贩那里打听到的几个疑似目标的姓名，挨家挨户地进行暗中辨认。
当晚九点多，一个秃头男子哼着小曲，晃晃悠悠地走进一条窄巷。
埋伏在暗处的刑警，通过照片比对和体貌特征确认，此人正是他们要找的目标。
“不许动！警察！”
随着一声低喝，几条黑影猛地从黑暗中扑出，将那秃头男子死死按在地上。男子吓得魂飞魄散，酒意瞬间醒了大半，嘴里含糊不清地叫嚷着：“抓我干嘛？我……我没犯法啊！”
回答他的是一副冰冷的手铐。
此人被连夜押解至内五分局。审讯室里，一盏昏暗的白炽灯从天花板上垂下，将男子的脸照得惨白。
他名叫屠富禄，三十八岁，本地人。
此人履历颇为复杂，年轻时在草台班子唱过戏，后来又做过掮客、车行账房、煤矿监工，甚至自己开过杂货铺，但无一例外都干不长久。
他生性好赌，又嗜酒如命，家产败光后，妻子也带着孩子离他而去，嫁给了一个郊区的地主做填房。
如今的屠富禄，无业、无家、无牵无挂，是个彻头彻尾的社会边缘人。
面对警方的讯问，屠富禄起初还想抵赖，但在刑警摆出“留香饼铺”的订货单据和店主的指认证据后，他的心理防线迅速崩溃。
然而，当刑警问及他为何要在卤肉中下毒，谋害侯晋豪一家时，屠富禄的脸上却露出了极度震惊和茫然的表情。
“什么？死人了？还是一家三口？”他瞪大了眼睛，声音都在发颤，“警察同志，冤枉啊！天大的冤枉！我就是受朋友所托，帮个小忙，怎么会闹出人命来？”
看他的反应，不像是在伪装。审讯员交换了一个眼神，决定让他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原原本本地讲清楚。
屠富禄竹筒倒豆子般，将所有事情都交代了。
事情的起因，源于一个名叫康守仁的“朋友”。
据屠富禄交代，他和康守仁相识已有二十年。
那时他还在天津的一个戏园子里打杂，康守仁是常来看戏的阔少爷。
有一次，康守仁因为一点琐事跟几个小混混起了冲突，被打得抱头鼠窜，眼看就要吃大亏。是屠富禄抄起一根后台的门闩冲出去，替他解了围。
自那以后，康守仁便将屠富禄引为知己，还出钱资助他开了间杂货铺。
后来屠富禄生意失败，辗转回到北平，两人便断了联系。
直到案发前两天，也就是5月28日，康守仁竟突然找上了门。
多年未见，康守仁风采依旧，只是眉宇间多了几分沧桑。他请屠富禄到附近的小酒馆喝酒，席间大吐苦水，说他抗战后在南方经商，被合伙人骗光了家产，如今穷困潦倒，连吃饭都快成了问题。
就在这时，康守仁话锋一转，说他想起来在北平还有一个表弟叫顾培生，欠了他一笔炒股票的旧账。他找到表弟要钱，对方却跟他玩起了失踪。
康守仁气不过，但又考虑到如今是新社会，不能把事情闹大，惊动了公安局，便想出了一个“吓唬吓唬”表弟的法子，希望屠富禄能出手相助。
“怎么个帮法？”屠富禄当时已经喝得半醉，拍着胸脯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