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年我娶了机床厂没人要的女劳改犯，被开除后住废弃仓库，十二年后，竟有一辆劳斯莱斯来接我们回京…

我叫余磊，在机床厂干了六年，不算老工人，但手艺扎实，平时不爱说话，也不爱掺和是非。

听见动静，我放下手里的锉刀，挤了过去。

人群中间站着个女人，背对着我们，身形不算瘦小，却透着一股说不出的拘谨，穿着一身洗得发僵的劳动布褂子，袖口磨得发毛，手里攥着一个旧帆布包，包上的拉链都坏了，用一根麻绳系着。

她低着头，不说话，任由周围的人指着鼻子骂，肩膀绷得笔直，没有一丝颤抖，倒不像其他被排挤的人那样畏畏缩缩。

我旁边的张师傅，跟我一个班组，五十多岁，嘴碎，爱嚼舌根，平时总爱跟我念叨厂里的闲杂事。

他拍了拍我的胳膊，撇着嘴，声音压得很低：“余磊，看见没？王秀莲，刚从临洲劳改农场放出来的，听说判了五年，说是偷了以前厂里的精密零件，卖给了外人，实打实的盗窃犯。”

我心里愣了一下，盗窃犯？

张师傅接着说：“以前她也是咱们厂的，比你早来两年，是个车工，手艺比不少男人都好，后来突然就没影了，原来是被抓进去了。现在劳改释放，没人要，上面硬压下来，让咱们车间接收，谁愿意跟一个盗窃犯一起干活？沾上就晦气！”

周围的骂声越来越凶，没一个人客气。

“盗窃犯还敢回厂里？脸皮比城墙还厚！”

“听说她偷的零件值不少钱，害厂里损失惨重，这种人就该一辈子蹲在里面，出来干什么？”

“主任也是没办法，上面压下来的，可谁要是跟她搭伙，以后评先进、涨工资，肯定没指望！”

“我可不敢跟她挨着，万一她再偷东西，栽赃到我头上，我这工作就没了！”

“一个女人家，不干正事，偷鸡摸狗，真是丢尽了女人的脸！”

这些话像石头一样砸过去，那个女人依旧低着头，手指死死攥着帆布包的麻绳，指节泛白，却始终没说一句反驳的话。

我不是什么圣人，也怕惹麻烦，但我见不得人被这么围攻，尤其是一个女人，被一群大男人围着骂，连个辩解的余地都没有。

我觉得，就算她真的犯了错，坐了五年牢，也该赎清了，没必要被这么赶尽杀绝。

这时候，车间主任李建国走了过来，他四十多岁，圆脸，平时看着和气，实则最怕担责任。

他皱着眉头，呵斥道：“都围在这里干什么？不用干活了？耽误了生产进度，谁负责？”

工人们不情愿地散开，却还是站在各自的工位上，偷偷地瞄着那个女人，小声议论着。

李建国走到王秀莲面前，语气生硬：“王秀莲，上面的通知，让你回加工车间，跟着余磊学机床操作，他手艺好，也老实，不会为难你。”

说完，他转头看向我，眼神里带着恳求，还有一丝无奈：“余磊，厂里没人愿意接，就麻烦你了，算我欠你个人情。”

我看着李建国，又看了看那个依旧低着头的女人，沉默了几秒，点了点头：“行，没问题。”

我没什么别的想法，就是觉得，她既然没人要，我就接下，反正我一个人干活也孤单，多个人打下手，也能轻松点。

王秀莲听到这话，慢慢抬起了头。

我没仔细看她的脸，只记得她的眼睛很亮，没有丝毫躲闪，就算刚被人骂过，眼神里也没有委屈，只有一种淡淡的平静。

她看着我，嘴唇动了动，声音不高，却很清晰：“谢谢余师傅。”

我摆了摆手，拿起身边的锉刀，粗声粗气地说：“不用谢，来了就好好干活，别偷懒，也别给我惹麻烦。”

说完，我转身走回自己的工位，王秀莲默默地跟在我身后，脚步不快，却很稳，没有一丝拖沓。

从那天起，王秀莲就成了我的搭档，跟我共用一个机床，我负责操作，她负责递工具、清理铁屑、打磨工件。

她比我想象中勤快得多，眼里全是活。

我操作机床的时候，她就蹲在旁边，手里拿着小刷子，一点点清理铁屑，哪怕是缝隙里的，也清理得干干净净，机床台被她擦得发亮，连一点油污都没有；我需要扳手、卡尺的时候，不用我开口，她已经递到我手里，从来没有递错过；中午休息的时候，我懒得动，她就帮我去食堂打饭，每次都记得我不吃香菜，把饭菜里的香菜挑得干干净净；下班的时候，她会把工具都整理好，摆放得整整齐齐，还会把机床擦拭一遍，第二天我上班，就能直接开工。

更让我意外的是，她很聪明，学东西特别快。

机床操作看似简单，实则讲究精准，力道、速度、角度，稍有偏差，工件就废了，一般学徒工至少要学三个月才能上手，可王秀莲只用了一个星期，就能独立完成简单的打磨和切割，半个月，就能帮我打下手做一些复杂的工件，甚至有时候，她还能指出我操作中的小失误。

李建国私下跟我说过，王秀莲以前就是厂里的技术骨干，要不是出了那档子事，现在说不定已经是技术组长了，可惜了。

可就算她干活再好，厂里的人还是不待见她。

食堂打饭，大家都故意避开她，就算她排在后面，前面的人也会故意放慢速度，或者插队，不让她靠近；吃饭的时候，她只能一个人坐在食堂的角落里，默默地吃，有时候，还有人故意把剩饭剩菜倒在她的桌子上；下班路上，只要看见她，大家就会立刻绕开，嘴里还会小声骂几句“盗窃犯”；甚至有人故意在她的工位上放垃圾，在她的工具箱上写侮辱性的字，把她的工具藏起来。

我看不过去，就帮她把垃圾扫了，把工具箱擦干净，把藏起来的工具找回来，对着那些搞恶作剧的工人吼一句：“有本事冲我来，别欺负一个女人，算什么本事？”

那些工人知道我手艺好，厂里离不开我，也不敢跟我硬碰硬，只能灰溜溜地走了，可背后还是会说我的闲话。

“余磊是不是傻了？跟一个盗窃犯走这么近，不怕被连累？”

“好好的光棍不当，非要沾这种晦气，以后肯定没人愿意给他说媳妇！”

“我看他是被鬼迷心窍了，说不定是想占人家便宜！”

这些话，我都听见了，可我不在乎。

我跟王秀莲搭伙干活，她帮了我太多忙，以前我一个人干活，每天都要加班才能完成任务，现在有她打下手，我不仅不用加班，还能提前完成，每月的计件工资还多拿了三块多。

而且，我慢慢发现，王秀莲不是他们说的那种人。

她话不多，却很实在，从来不会偷懒耍滑，也不会斤斤计较；别人欺负她，她不还手，也不抱怨，只是默默承受，然后继续干活；有时候，车间里的老工人干活累了，她会主动帮忙递水、擦汗，哪怕那些人之前还骂过她。

有一次，张师傅操作机床的时候，不小心把手给夹了，流了很多血，大家都慌了神，没人敢动，是王秀莲立刻冲过去，拿出自己随身携带的纱布，小心翼翼地帮张师傅包扎，还主动送他去了厂医院，垫付了医药费。

从那以后，张师傅虽然还是不怎么跟她说话，却再也没有骂过她，也不再故意排挤她。

日子一天天过，转眼就到了1983年的春天，天气慢慢暖和起来，车间里的油污味也淡了一些。

我唯一的姐姐余芳，又开始催我结婚了。

我爹妈走得早，是姐姐一手把我拉扯大的，她比我大五岁，嫁给了临洲市供销社的一个职员，日子过得还算安稳。

她托了不少媒人，给我介绍对象，前前后后见了七个姑娘，可每次人家一打听，知道我天天跟一个劳改释放的盗窃犯一起干活，还走得很近，立刻就摇头拒绝了。

有个姑娘直接跟媒人说：“余磊人看着还行，可跟盗窃犯打交道，名声太臭，我要是嫁给他，以后在街坊邻居面前都抬不起头，就算了吧。”

媒人把这些话原封不动地告诉了我姐姐，我姐姐当场就急哭了，拉着我的手，哭着说：“磊子，娘求你了，你别跟那个王秀莲来往了行不行？你都三十一岁了，再这样下去，这辈子都娶不上媳妇了！爹妈走得早，我就你这么一个弟弟，你要是打一辈子光棍，我怎么跟爹妈交代啊！”

我看着姐姐哭红的眼睛，心里也不好受，可我不能因为别人的眼光，就疏远王秀莲。

我咬着牙，对姐姐说：“姐，王秀莲不是他们说的那种人，她很老实，也很勤快，我不能对不起她。就算一辈子娶不上媳妇，我也认了。”

我姐姐气得浑身发抖，指着我，半天说不出话，最后憋出一句：“你真是无可救药！你要是再跟她来往，我就没你这个弟弟！”

说完，她转身就走，再也没理我。

我心里又酸又涩，可我不后悔。

那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雨，是开春以来最大的一场雨，雨点砸在车间的屋顶上，噼里啪啦响个不停。

我早上出门急，没带伞，下班的时候，雨还没停，我站在车间门口，看着外面的雨幕，犯了愁。

这时候，王秀莲走了过来，手里拿着一把旧雨伞，伞面已经有些变形，伞骨也断了一根，用胶布粘住的。

她把伞递到我手里，小声说：“余师傅，你用吧，我家离得近，跑回去就行。”

我看着她，皱着眉说：“那你呢？这么大的雨，跑回去会淋感冒的，你本来身体就不好。”

她笑了笑，声音很轻：“我没事，我身体壮，淋点雨不怕。你快回家吧，别让你姐姐担心。”

说完，她不等我说话，转身就冲进了雨里。

她的身影在大雨中很快就变得模糊，我拿着那把旧雨伞，站在原地，心里暖烘烘的，又有些发酸。

那一刻，我心里做了一个决定：我要娶王秀莲。

我不在乎她是劳改犯，不在乎别人的眼光，不在乎被厂里开除，不在乎姐姐反对。

我就想跟她过日子，跟这个踏实、善良、愿意把伞让给我的女人，过一辈子。

第二天中午，车间里的工人都去食堂吃饭了，只剩下我和王秀莲两个人。

我把她叫到车间后面的废料堆旁，这里平时没人来，很安静。

我站在她面前，紧张得手心冒汗，嘴笨得不知道该怎么说，憋了半天，才憋出一句：“王秀莲，我想娶你，你愿意跟我过日子吗？”

王秀莲愣住了，眼睛瞪得大大的，半天没反应过来，嘴唇哆嗦着，眼泪突然就掉了下来，大颗大颗的，顺着脸颊往下淌。

她哽咽着，声音抖得不成样子：“余师傅，你别开玩笑了……我是劳改犯，是盗窃犯，人人都嫌弃我，你娶了我，会被人笑话，会被厂里开除，会毁了你的一辈子的……你不值得。”

我看着她哭，心里难受得要命，上前一步，抓住她的手，她的手冰凉，很粗糙，布满了老茧，那是常年干活留下的痕迹。

我认真地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我没有开玩笑，我是真心的。我三十一岁了，没人愿意嫁给我，我也不想娶那些嫌弃我的女人。我就觉得你好，你踏实，你善良，你对我好。别人笑话就笑话，开除就开除，我只要跟你在一起，就算讨饭，我也愿意。”

王秀莲看着我，哭了很久，眼泪把胸前的衣服都打湿了，最后，她点了点头，声音沙哑地说：“我愿意……余磊，我愿意跟你过日子。”

没有鲜花，没有彩礼，没有甜言蜜语，甚至没有一句像样的承诺，我们俩就这么定了终身。

我去找姐姐，跟她说我要娶王秀莲。

姐姐气得差点晕过去，拉着我，又是哭又是骂，说我疯了，说我对不起爹妈，说我这辈子算是彻底完了。

我姐夫也劝我，让我三思，说王秀莲的身份太特殊，跟她结婚，以后会有很多麻烦。

可我心意已决，不管他们怎么劝，我都没有改变主意。

我说：“姐，姐夫，我知道你们是为了我好，可我这辈子就认定王秀莲了，你们同意，我娶；你们不同意，我也娶。”

1983年五月初八，农历三月二十六，我和王秀莲去临洲市城关街道办事处领了结婚证。

没有办酒席，没有请亲戚，没有请工友，就花了两块五毛钱，买了一斤水果糖，分给了车间里两个平时不排挤我们的老工人，就算是结婚了。

领结婚证的那天，王秀莲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我穿着厂里的工作服，两个人站在办事处的镜头前，拍了一张黑白的结婚照。

照片里，她微微低着头，我看着镜头，两个人的脸上，都带着一丝忐忑，还有一丝对未来的期盼。

结婚的第三天，国营机床厂召开了全厂职工大会，在大礼堂里，坐满了工人。

厂长站在主席台上，拿着一份处分决定，声音洪亮地念道：“余磊，男，三十一岁，加工车间三级机床工，无视工厂规章制度，立场不坚定，与有盗窃前科的劳改释放人员王秀莲结婚，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严重破坏工厂风气，经厂党委研究决定，开除余磊厂籍，永不录用！”

念完处分决定，台下一片哗然。

有人叹气，有人嘲笑，有人幸灾乐祸，也有人同情。

我站在台下的第一排，王秀莲紧紧地攥着我的手，她的手心里全是冷汗，身体不停地发抖，眼神里充满了愧疚，她觉得是她连累了我。

我反手握住她的手，用力捏了捏，凑到她耳边，小声说：“没事，有我呢，别怕，就算没了这份工作，我也能养你。”

王秀莲抬头看了我一眼，眼泪又掉了下来，可她没哭出声，只是咬着嘴唇，点了点头。

大会结束后，我拉着王秀莲的手，走出了国营机床厂的大门。

走出大门的那一刻，我回头看了一眼这个我干了六年的地方，心里没有不舍，只有平静。

我丢了铁饭碗，丢了工作，可我身边有了王秀莲，我觉得，这就够了。

我没有回姐姐家，也没有地方可去，只能带着王秀莲，拎着简单的行李，在临洲市的老城区里找住处。

我们走了很久，最后在城郊的一个废弃仓库里落了脚。

这个仓库是以前国营粮站的，早就不用了，四面漏风，屋顶破了好几个大洞，地上全是灰尘和杂草，墙角还有老鼠出没，晚上能听到老鼠的叫声。

可这是我们唯一能找到的、不用花钱的住处。

我们俩放下行李，开始收拾仓库。

王秀莲没有一句抱怨，默默地拿起扫帚，扫地、清理杂草，把地上的灰尘扫得干干净净；我去外面捡了一些破木板，搭了一个简易的床，又捡了一些旧棉絮，铺在木板上，就算是我们的婚床了；我们还捡了一些破布，把屋顶的大洞堵住，把漏风的地方遮住，尽量让仓库里暖和一点。

收拾完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初春的风刮进仓库里，还是有些冷。

我们俩坐在简易的床上，互相靠着，没有说话。

我看着王秀莲，心里酸酸的，说：“秀莲，委屈你了，让你跟着我住这种地方，受这种苦。”

王秀莲摇了摇头，抬起头，看着我，眼神里闪着光：“不委屈，余磊，只要跟你在一起，不管住在哪里，我都不委屈。以前在劳改农场，比这苦多了，我都熬过来了，现在有你在，我什么都不怕。”

那一刻，我心里暗暗发誓，就算拼了命，我也要让王秀莲过上好日子，再也不让她受委屈。

被开除、无家可归的日子，是我这辈子最苦的日子，也是我这辈子最踏实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