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康斯坦茨大学生物学教授阿克塞尔·迈耶最近访问了浙江大学等中国高校。他在德国《世界报》上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如今西方顶尖大学主要致力于多元化和可持续发展。而中国大学则立志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正在超越西方高校。但西方却不愿面对现实。

去年，一位以前的博士生给我发的一条消息让我很意外。他曾在加拿大一所顶尖大学担任多年讲座教授，却决定关闭蒙特利尔的实验室，前往中国浙江大学。我近期参观了这所大学，留下了深刻印象。建筑、设施、园林景观、建筑风格与基础设施，都堪称一流。一切散发着品质与自信。其科研水平也十分出色。我理解他的决定，中国是全球科研的未来，西方正在失去优势，尤其是曾主导全球科研的美国。这一趋势在全球大学排名中已清晰体现。

访问期间，浙江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向我介绍了学校的排名，上升趋势十分明显。浙大位列中国第三，已跻身世界前 25 强。就像我在复旦大学听到过的，这位院长明确表示，他们的目标是未来十年跻身世界前十，为此投入大量资金与精力，汇聚众多人才，怀揣远大抱负。

另一方面，德国大学可能更看重减少碳排放、限制出行、社会公平、环境可持续性与整体福祉，这些努力虽值得称赞，却与大学首要任务无关。德国高校乐于维持现状，而这样做，他们已经输了。也只有欧盟才能提出像欧洲幸福大学联盟（EUniwell）这样的项目。

许多世界大学排名虽不够客观，往往过分注重声誉，牛津、剑桥、哈佛等学校长期居高，但几乎没有德国大学进入前 25 名，海德堡大学、慕尼黑工业大学、慕尼黑大学也仅勉强跻身前 50。德国科学家包揽大部分诺贝尔奖的时代早已远去，如今排名下降的大学多于上升者。这还是德国实施卓越大学计划二十年的结果。以自然指数来衡量，浙江大学已是全球科研产出最高的大学。

哈佛等美国大学排名也正持续下滑，因为中国大学多年来一直在追赶并实现超越。美国独占世界前十绝大多数席位的时代一去不复返。莱顿大学排名显示，全球前十大学中有八所位于中国，自然指数排名也呈现类似态势。

《细胞》《自然》《科学》顶刊发表难度极高，一些中国顶尖大学对初级助理教授就有明确发文要求，入职五年未在 CNS 发文将减薪50%，成功发表则可获约5万美元丰厚奖金。而在德国，此类成就既无经济奖励，也得不到大学管理层认可。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招聘与录取过度看重性别、多元化，而非成绩与才华；高校追求道德平等，而不是追求真理；学生与教职工过度看重工作生活平衡；资金短缺等。曾经使西方在科学和经济上强大的精英主义原则，却被过度稀释。

中国高考选拔标准严苛，学生学习刻苦，不存在像哈佛大学那样的成绩膨胀现象。中国在疫情后持续开放，高薪招募西方学者。中国还为学生推出新的签证项目。中国政府长期且可预见的成功计划是实现科学主导地位，尤其是在具有经济或军事相关的科学领域。

而德国的科学和经济地位正在显著下降。如今，许多人不再认真对待我们，因为我们正在关闭核电站，或通过人为抬高能源价格、税收和征费，摧毁重要的产业。我们已无力建设基础设施，火车不再准点，火车站和市中心也变得不安全。

可以预见，未来最优秀的人才将会被中国而非德国所吸引。